2002-2010年涉外商事审判白皮书

2002-2010年涉外商事审判白皮书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涉外商事往来越来越频繁,涉及的领域和数量也日益增多。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依法公正高效地审理各类涉外商事案件,对于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加快推进上海实现“四个率先”,建设国际经济、贸易中心以及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为进一步增强人民法院审理涉外商事案件的透明度,建立健全涉外商事案件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构建良好的对外经济发展环境,现将我院2002-2010年涉外商事案件审判情况通报如下。

一、涉外商事案件[1]审判基本情况

(一)收案数量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

 自涉外商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以来[2]2002-2010年我院共受理涉外商事案件1031件,其中一审收案944件,二审收案72件,管辖请示案件15件,年平均收案数为114.6件,收案总标的额达人民币36.5亿余元。共审结涉外商事案件957件,其中一审871件,二审69件,管辖请示案件17件,结案总标的额约人民币32.9亿元。各年收结案数详见下图:

图一  2002-2010年我院涉外商事案件收结案数走势图

(二)案件纠纷类型多样

在我院受理的1031件涉外商事纠纷案件中,案件类型主要包括与贸易有关的合同纠纷、非金融借款类合同纠纷、公司类纠纷、经营类纠纷及权属、侵权类纠纷等。与贸易有关的合同纠纷共计495件,占总数的48.01%;借款类合同纠纷共计85件,占总数的8.25%;公司类纠纷共计224件,占总数的21.73%;经营类纠纷135件,占总数的13.09%;其他权属、侵权类纠纷92件,占总数的8.92%。主要类型分布详见下图:

 

 

 

 

 

 

图二  2002-2010年我院受理的涉外商事案件收案类型分布图

在我院审理的涉外商事案件中,占有较大比例的案件类型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委托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经营合同纠纷、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纠纷等。

在公司类纠纷中,新类型纠纷越来越多。如涉及公司权益及股东权益纷争的股东出资、股权转让、中外合资公司股东分担亏损、股东请求解散公司、请求确认董事会决议无效、企业出售等各类合同、侵权纠纷,有较大幅度上升,在公司类纠纷中所占的比例从2002年的13.9%增加至2010年的35.7%。此外,隐名投资纠纷、未经审批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纠纷、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纠纷、请求解散清算外商投资企业纠纷等新类型案件,也有一定数量的增长。

(三)涉外主体分布广泛又相对集中

2002-2010年我院受理的涉外商事案件的涉外情况看,涉及外国的案件为495件,涉港案件为348件,涉台案件为183件,涉澳案件为5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48%33.8%17.7%0.5%。具体分布详见下图:

图三  2002-2010年我院涉外商事案件涉外情况分布图

涉及外国的案件中,案件主体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比利时、德国、希腊、瑞士、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意大利、荷兰、丹麦、巴基斯坦、以色列、英国、毛里求斯、萨摩亚独立国、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达群岛等4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半以上的案件主体涉及美国、日本、英属维尔京群岛、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而涉港澳台地区的案件数量则占全部涉外商事案件的52%,案件主体大都涉及港澳台地区。涉外当事人在地理分布上广泛而相对集中。

(四)以判决和裁定撤诉方式结案居多

在我院审结的868件涉外商事一审案件中,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案件344件,占审结一审涉外商事案件总数的39.63%;裁定撤诉案件220件,占25.34%;裁定移送案件141件,占16.24%;调解结案72件,占8.29%;裁定驳回起诉及裁定其它分别为48件和43件,占5.52%4.95%。具体分布详见下图:

图四  2002-2010年我院审结的一审涉外商事案件结案方式分布图

二、涉外商事案件的特点及原因分析

(一)案件标的额显著增长,民间游资活跃

我院涉外商事案件年收案总标的额从2002年的2.7亿余元逐年上升至2010年的7.7亿余元,增加了185.2%。其中,2002-2004年三年平均年收案标的额为2.83亿余元,2005-2007年三年平均年收案标的额为3.69亿余元,而2008-2010年三年平均年收案标的额跃至5.18亿元(具体情况详见下图)。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涉外商事案件也有大幅增长态势,2002-2007年,诉讼标的额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仅12件,2008-2010年即上升至73件。买卖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企业借贷纠纷、股东出资纠纷及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等是标的额增长速度较快的案件类型。大标的额案件比例的不断增加,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涉外民间游资在资本市场处于比较活跃的状态。

图五  2002-2010年间每三年年平均标的额增长趋势图

(二)个人投资纠纷占一定比例,以涉台个人居多

2002-2010年我院共受理传统商事类纠纷案件605件,包括买卖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国际航空货物运输纠纷等,受理外商投资纠纷案件426件,包括三资企业合同纠纷、股权、股东权等公司类纠纷、经营类纠纷及公司高管损害公司利益赔偿纠纷等。在外商投资纠纷案件中,个人投资纠纷占一定比例。个人投资纠纷是指至少有一方当事人为个人的投资纠纷案件。此类案件一般标的额较小,但数量较多。2002-2010年,我院共受理个人投资纠纷案件286件,占同期外商投资纠纷案件数的67.1%,其中涉台个人投资纠纷案件有118件,占个人投资纠纷案件总数的41.25%(具体情况详见下图)。个人投资纠纷主要发生在企业、公司出现盈利、亏损或其他异常情况下,个人投资者起诉要求分配盈利、确认股东权利、返还投资款或者请求损害赔偿等。从案件审判反映出的问题来看,不少涉诉的个人投资者存在投资决策缺乏理性、对投资风险评估不足、投资行为偏离规范化操作、短期投机心理严重、对投资不利的后果承担能力不足等问题。

 

 

 

 

图六  2002-2010年我院受理外商投资纠纷及个人投资纠纷案件情况图

(三)原告系涉外主体的胜诉率较高,境内主体败诉率较高

在我院以判决方式结案的344件涉外商事一审案件中,从判决结果来看,原告胜诉或部分胜诉237件,胜诉率为68.9%。其中,原告为涉外当事人的有181件,原告涉外胜诉或部分胜诉的有136件,胜诉率为75.1%(具体情况详见下图)。原告涉外胜诉率较高的原因有:境外当事人提起诉讼相对比较谨慎,发生纠纷时,一般情况下,境外当事人首先选择协商或仲裁方式解决,在无法获得解决或对方当事人无法联系后才诉诸法院。一旦提起诉讼,通常会委托声誉较好、诉讼能力较强的律师代理诉讼,并在准备诉讼、提供证据、参与庭审等阶段均做好充足的准备。相对而言,境内当事人一定程度上存在诉前准备不够充分、证据准备不够充足、自身风险防范能力较弱、企业管理存在一些漏洞、进出口代理挂靠关系较为混乱、为规避有关规定而加大自身经营风险等情况,导致胜诉率不高。

     图七  2002-2010年我院涉外商事案件原告胜诉率情况图

三、涉外商事案件中需引起重视的问题

(一)文书送达难问题比较突出

涉外商事案件中,对于境外当事人,一般采取直接送达、邮寄送达、通过外交途径、司法协助送达或者公告送达等。从目前情况看,送达难问题比较突出。1、直接送达一般指通过向境外当事人在国内的代理人、分支机构或合资公司等进行送达。这种方式虽然最为快捷方便,但是向国内分支机构或合资公司送达必须以境外当事人有授权为条件,且授权手续相关公证、认证手续必须完备。在无法联系到被告或者被告不甚配合的情况下,很难适用。2、邮寄送达是指对当事人采取邮寄的方式进行送达,这种方式以原告提供境外被告的准确地址为前提。目前,邮寄送达在涉港澳台地区适用较为顺利,但对于国外当事人的适用率仍然很低,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国家的法律明确不承认邮寄送达,一些国家在参加《海牙送达公约》时对邮寄送达提出保留,一些国家即使允许邮寄送达但由于实际发生的送达期间太长而超过了我国法律规定的送达时效。3、通过外交途径、司法协助方式向国外当事人进行送达的,环节复杂,时间较长,很多案件仅送达就达一年以上,且除了当事人主动应诉外,一般难以判断是否已经成功送达,直接影响审判效率。4、在上述送达方式均不能成功时,必须采用公告送达。以公告方式送达的,涉外当事人真正看到公告的可能性较小,到庭应诉率不高。

(二)多种原因导致案件调解率较低

2002-2010年我院受理的涉外商事案件中,经调解结案的案件比例不高,占总结案数的8.4%。主要原因在于:1、疑难复杂、新类型涉外商事案件增多,案件本身处理难度较大,不易达成符合各方当事人意愿的调解方案。2、涉外商事案件标的额一般比较大,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更多,当事人一般不会轻易达成调解方案,有的案件中委托代理人权限有限,也导致难以达成调解。3、涉外商事案件中有许多被告是通过公告送达传票,有些当事人虽收到传票,但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不到庭参加诉讼,缺席审理情形较多,调解工作难以开展。4、有的案件中,境外当事人对我国实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并不十分熟悉,对于调解结案心存顾虑,希望判决结案,亦影响调解工作的开展。

(三)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协调机制有待健全

涉外商事行为,如进行投资、组建公司等,往往必须遵守行政机关的管理规定,办理相关审批、备案等手续。行政机关有关审批等规范,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案件审理中对于某些事实和行为效力的认定,对法院审理涉外商事案件具有重大影响。如在股权投资纠纷案件中,对于未经审批的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对于股东身份或股权份额如何确认,要求对方当事人配合履行审批手续如何处理等,都需要通过加强与行政机关的协调才能妥善处理。又如在隐名投资者要求确认股东身份或者请求变更为显名股东的案件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或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将实际投资者变更为股东征得了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同意的,对原告的诉请可予支持。然而司法实践中,就人民法院征得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同意,尚缺乏规范,难以操作。另外,在外资公司请求解散的案件中,加强与行政机关的协调问题也比较突出。根据中外合资、合作、外资企业法以及商务部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如需解散,应报行政审批机关审批。司法实践中,对于尚未办理行政审批手续的外资公司请求解散案件,应如何处理,也需要加强协调,促进执法尺度统一。

(四)涉外商事案件审判所适用的法律规范有待完善

涉外商事法律规范有待完善,在公司纠纷领域比较突出。如隐名投资纠纷案件中,虽然相关司法解释已对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隐名投资人要求确认股东身份、要求分配利润或者行使其他股东权利等法律适用问题,做了相应规范,但是对于新类型的隐名投资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还是存在不少争议,如隐名投资人是否可以直接对外主张股东权利,隐名投资人是否应向公司承担出资不实的责任等。又如在涉外担保纠纷案件中,我国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的对外担保合同无效,而国内一般担保则并不需要履行此种批准和登记手续。实践中,如何区分涉外担保和一般担保,成为认定未经批准登记的担保合同效力的关键所在,然而对于涉外担保的定义和范围,目前仍没有较为明确的法律规定。另外,在涉及域外证据公证认证问题、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争议的处理和外商投资企业解散、清算的受理与组织等案件中,也同样存在法律规定不尽完善的地方,给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一定影响。

(五)外国法的查明与适用有待加强

外国法的适用体现的是一国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认可和对他国法律的尊重,准确适用外国法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实现境内外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我院采用外国法作为准据法做出司法裁判的案件数量并不多。自2008年以来,有1件因查明股东身份情况必须适用外国法的,适用了外国法予以处理,另有少量涉港融资租赁纠纷适用承租人住所地法香港法予以处理。外国法作为准据法较少,主要原因在于:虽然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可以选择所适用的法律,但涉外合同中当事人对法律适用作出约定的情况仍比较少见。即使做出约定,实践中,由于外国法的提供和查明存在诸多障碍,多数当事人基于效率的考虑往往放弃适用外国法,主动选择适用中国法。即便在必须适用外国法的情形下,往往也因当事人无法提供该外国法或法院依职权仍无法查明该外国法而不得不适用中国法予以处理。因此,对于外国法的查明与适用还有待加强。

(六)涉案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有待强化

涉外商事案件审理中发现,败诉企业尤其是境内败诉企业,除了案件本身原因之外,不同程度存在风险防范意识较为薄弱的情况,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败诉的后果。如一些外贸企业在从事对外贸易过程中,盲目追求业务量的扩大,与外商签订对己不利的合同,一旦涉诉即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一些国内中小型出口公司,对货款收取方式的约定欠考虑,没有采用如信用证结算等较规范有保障的做法,一旦交货后遇到外方拖欠货款,往往难以追讨;也有一些国有企业在人员管理体制上存在重大疏漏,如对外贸易业务由业务员个人全权经手操办,交易记录及相关凭证由业务员持有,涉诉后如遇该业务员离职或逃匿,则因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而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

四、依法妥善处理涉外商事案件的相关对策及建议

(一)努力探索新形势下涉外商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新思路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外向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涉外商事审判工作的保障功能日益凸显。要把涉外商事审判工作放到改革开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中来谋划,努力探索新形势下涉外商事案件审判新思路。要坚持准确适用中外法律,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认真贯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和条约优先原则,准确适用中国法、外国法、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提高司法公信力。要不断提高审判工作透明度,加强涉外商事案件庭审公开、判决结果公开、裁判文书公开,以公开促公正,使公平和正义在涉外商事审判中得以充分体现。要不断探索送达方式,提高审判工作效率。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前提下,探索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以传真、电子邮件等便于确认当事人收悉的其他适当方式送达,提高域外文书送达的有效性。要注重加强司法调研,不断攻克审判工作难题。对于新形式下出现的诸如跨国破产、跨国并购、垄断等新的法律问题、网上交易纠纷的管辖和法律适用问题以及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司法协助问题等,加强实务性调研,提高涉外商事审判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二)构建和完善涉外商事案件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涉外商事存在交易范围不断扩大、主体日益多元,法律关系更趋复杂、专业技术性强及矛盾纠纷多样化的特点,构建多元化的涉外商事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要不断密切法院和其他社会力量在调解工作中的相互配合,畅通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有效渠道。

近年来,我院深入探索与行政机关、行业组织、仲裁机构、人民调解组织等各方面社会力量的合作机制,努力推动构建完善诉讼与非诉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2010年,先后委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调解中心和上海市政府侨务办公室调解了11起涉外商事案件,调解成功率约达64%,不仅妥善、彻底地化解了矛盾,也有效地缩短了审理期限、节约了司法资源。今后,将继续加强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等行业组织的合作,不断完善委托调解工作机制;同时,加强探索与其他行政机关、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社会力量的合作机制,进一步拓宽委托调解的范围,延伸调解阶段,为涉外商事纠纷的解决营造更加和谐的法制环境。

(三)深化司法与行政的有效衔接及沟通协调机制

在涉外商事审判中,加强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建立涉外商事审判工作协调机制,有助于实现案件审判既不僭越行政权又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既有效抑制当事人利用行政审批逃避民事责任又能够与外资行政管理合力衔接。这要求一方面法院和行政审批机关在程序上实现有效的对接,正确协调法院司法权与行政审批权之间的权力分配,为当事人权利保护提供有效的途径;另一方面行政审批权的行使非经法定程序,司法权不得干预,同时法院作出的判决也应当得到行政审批机关的协助和尊重。具体可以在合同效力、纠纷解决机制、股权确认等比较突出的问题上,加强协调、统一认识,实现司法和行政的有效对接,努力使司法和行政形成合力。另外,还要进一步加强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加强对重点主体的监控,防范商事交易风险。

(四)切实提高我国企业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加强与工商界联合会等组织之间的信息沟通,通过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案例引导、向诉讼频发企业提出预警通报、发送司法建议和审判白皮书、有的放矢组织企业管理人员旁听典型案件开庭审理等途径,为企业提供和创造良好的环境,帮助企业有效防范、控制和应对法律风险。企业自身也应增强法律意识,订立合同前要对合同相对人的履约能力、诚信度有正确的评估,对风险要有预测和评估;要清楚合同的主要内容及条款,尤其对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合同条款认真审核,对不妥当之处及时提出修改意见;注意掌握和保留境外当事人有效的联系方式和送达地址;对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强化收货人的验收责任,注意采用安全性更高的结算方式;提高证据意识,注意制作和保留各类交易和付款凭证;在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中,注意公章和财务章的保管和使用,支票的正确使用及完善用工管理制度等,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提高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二○一一年三月



[1] 本书所称的涉外商事案件含涉港澳台商事案件,不包含涉外商事仲裁案件及涉外金融案件。

[2]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由直辖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2005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指定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涉外商事案件的通知》,指定黄浦区人民法院受理本辖区内标的额为100万以下的第一审涉外商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