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度房地产审判白皮书

房地产审判工作紧贴经济发展、涉及民众利益、关系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切实做好涉及房地产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是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必然要求。为进一步增强人民法院审理房地产案件的透明度,加强法院、政府职能部门、相关行业协会和基层群众组织之间的联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有效化解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现将我院2011年度房地产审判情况通报如下。

一、房地产案件审判基本情况

2011年,我院共受理各类房地产纠纷案件2720件,较上年2683件上升1.38%,审结2706件,较上年2694 件上升0.45%。审结的2628件二审案件中,维持原判1651件,占62.82%;调解撤诉497件,占18.91%;改判、发回重审293件,占11.15%;其他方式结案187件,占7.12%。与2010年相比,2011年我院审理的房地产纠纷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一审案件数量持续下降,二审案件数量持续上升

2011年,我院共受理一审房地产纠纷案件13件,较2010年减少5件,下降27.78%(2010年一审收案数量较2009年减少8件,降幅为30.8%;2009年一审收案数量较2008年减少16件,降幅为40%);受理二审案件2707件,较2010年增加42件,上升1.58%(2010年收案较2009年增加80件,升幅为3.09%)。

(二)二审收案标的额有所下降

2011年房地产纠纷收案标的额为人民币19.88亿元,较2010年减少2.34亿元,下降10.53%(2010年收案标的额较2009年减少2.51亿元,降幅为10.4%)。其中,一审收案标的额为8.95亿元,与2010年基本持平;二审收案标的额为10.93亿元,较2010年减少2.61亿元,下降19.28%(2009年、2010年二审收案标的额分别较上年增加54.5%、54.04%)。综合收案数与标的额对应情况来看,受调控政策影响,房屋交易量明显萎缩,房地产价格整体略有降低,导致二审案件收案标的额在持续大幅增长两年后有所下降。

图一 2009-2011年我院房地产纠纷一审案件收案数及标的总额示意图

图二 2009-2011年我院房地产纠纷二审案件收案数及标的总额示意图

(三)纷争地域性特征明显

2011年,我院受理的十个区(县)的房地产纠纷上诉案件中,数量占前五位的分别是宝山区(423件)、普陀区(360件)、青浦区(325件)、虹口区(320件)、杨浦区(304件)。宝山、青浦连续两年上诉案件数量持续增长,其中,青浦区2011年上诉案件较2010年增加121件,上升59.31%,升幅明显。这二个区域上诉案件数量持续增长主要与该区域内房地产开发建设速度较快、产权交易活跃有密切关系。

图三 2011年我院辖区法院房地产案件上诉情况图(单位:件)

(四)政策调整的影响在诉讼中开始显现

相对于其他类型案件而言,房地产纠纷案件具有受政策影响较大的特点。尤其是2010年4月起,中央和上海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由于诉讼的滞后性,2010年我院仅受理了一起因房产新政引发的案件。随着调控的不断深入,2011年,相关的矛盾纠纷在法院开始不断涌现。主要表现为因限贷限购政策导致房屋买卖合同无法履行或履行困难引发的违约纠纷。二手房买卖纠纷中,还涉及房产中介对调控政策的告知义务、对购房人资格的审核义务履行问题。随着调控的不断深入,预计2012年因政策调整引发的案件数量还将有所上升。

二、房地产案件的类型及其特点

(一)买卖合同纠纷

2011年,我院共受理各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665件,较上年697件下降4.59%。受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直接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1、一手房买卖合同纠纷出现新类型。随着我市房地产业开发速度的逐步放缓,2011年因开发商逾期交房、逾期办证引发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呈现出总体下降的态势。房产调控政策引发的解约纠纷开始出现,主要表现为购房者受限贷限购政策影响,无法办理贷款或房屋产权过户,遂诉至法院,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此类案件中,购房者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往往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同时,调控政策下银行不断严格贷款审批程序且减缓放款速度,导致大量依靠银行贷款买房的购房人延迟支付房款。我院已受理首批房产开发商要求业主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上诉案件。在一般情况下,开发商对于付款虽有逾期但已付清全部购房款的业主,不会主动追究其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但由于开发贷款、信托等房地产开发资金主要供给渠道受到限制,开发商的资金链日益趋紧。因此,开发商通过严格合同责任,要求业主支付违约金,是其顺应形势发展的新动向。

2、二手房买卖违约主体发生换位。2009至2010年,由于房屋价格持续攀升,出现的多是卖方违约“跳价”。调控政策实施以来,不少买方因无法办理贷款或贷款延迟而违约;同时,调控背景下上海楼市降价促销楼盘增多,部分楼盘销售价格较前期有明显调整。而二手房价格变动不大,新房与二手房之间的差距缩小致使部分二手房买方在签订合同后反悔导致违约。

3、涉老公有住房买卖合同纠纷增多。2011年,我院共受理公有住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44件,较上年35件增加9件,同比上升25.7%,大多数案件均涉及60岁以上老年人的居住权益。涉案老年人往往有多个子女,在房屋公转私过程中老年人多基于传统观念或出于养老考虑,将房屋产权登记至某一子女或其他晚辈名下。之后老年人多因养老或其他家庭矛盾,与获得房屋产权人发生纠纷而意欲对房屋产权做出新的安排,遂以《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签字不真实为由要求确认公有住房买卖行为无效。20世纪末,上海公有住房出售集中推进,相关部门审核监管不严给纠纷的产生埋下了隐患。近年来房屋大幅升值更是催生了家庭内部的利益之争。根据目前的收案趋势,预计此类纠纷在未来的几年内还会不断出现。

(二)租赁合同纠纷

2011年,我院共受理各类租赁合同纠纷案件682件,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包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670件、土地租赁合同纠纷12件。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以经营性用房纠纷居多,其中当事人为法人的有517件,占所有房屋租赁纠纷案件的77.16%;当事人均为自然人的案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涉及经营性用房租赁,比例超过60%。租赁合同纠纷的特点集中反映在经营性用房租赁纠纷中。

1、商铺集体退租纠纷增多。一些新开发的大型商铺在招商过程中,出租人为了吸引商户往往刻意渲染经营前景并对配套设施建设、广告投入等进行虚假宣传。商户实际入驻后,因出租方消极跟进配套措施,无法形成预期的市场规模,承租商户经营困难,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提前解除合同。出租人提供的房屋不符合承租人经营使用目的也是此类纠纷的常见原因。由于涉及人数众多,牵涉利益面广,此类案件很容易演化成集体上访、闹访的群体性事件。同时,为争取个体利益最大化,各商铺经营者会刻意渲染对自己有利的事实,导致诉讼中出现意见杂乱、无法统一的情况,给案件调处带来一定难度。

2、厂房租赁纠纷数量可观。在房屋租赁纠纷案件中,我院发现有些地区尤其是城乡结合区域,利用集体土地未经合法审批手续建造厂房用于出租的现象较为普遍。同时,违反房屋使用性质进行租赁的现象也较为突出,如将工业厂房出租用于商业经营甚至居住使用。一旦合同履行出现问题,合同一方当事人容易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以此逃避违约责任。

(三)建设工程纠纷

2011年,我院共受理建设工程类纠纷200件,与上年198件相比基本持平。一、二审收案标的分别为3.43亿元和5.1亿元。建设工程纠纷案件主要集中于工程款结算问题。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多约定工程价款实行固定价结算,合同履行过程中原材料价格发生重大变化及工程量增加,成为结算时引发价款纠纷的主要原因。发包人在工程竣工后拖延验收,恶意拖欠工程款的情况也较为普遍。另外,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呈现增多趋势,多是由发包方以设计成果不符合要求为由拒付设计费用而引发。部分案件中由于发包方对设计要求约定不具体,且涉及一些无法量化审核的审美要求,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存在一定难度。

(四)居间合同纠纷

2011年,我院受理居间合同纠纷案件133件,较上年144件下降7.6%。一手房交易疲软带动二手房交易数量下降,是导致居间合同纠纷小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在案件整体数量下降的同时,受调控政策影响,居间合同纠纷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中介公司追讨中介费案件数量增多。一方面,受调控政策影响,二手房买卖合同解除情况增多,房屋买卖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遂以没有实际完成房产交易为由拒付中介服务费。另一方面,新政出台后,房产交易中的税费计算等问题有了新的规定,但有的中介公司对相关规定理解上存在偏差,或为促使双方达成房屋买卖合同故意曲解政策,导致房屋买卖合同履行时产生纠纷,购房者遂拒付中介佣金。面对中介公司的起诉,购房者大多以中介公司服务存在瑕疵为由,提出反诉要求中介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与此同时,二手房成交量下降,中介机构普遍经营困难,也是此类案件数量增多的重要原因。

2、中介公司未尽告知、审核义务引发的纠纷增多。2011年2月及7月,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分别发布《关于本市贯彻执行住房限售等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关于加强本市商品住房销售行为监管严格执行住房限售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房地产经纪机构严格按照住房限售有关规定开展经纪业务,履行告知义务,认真核对购房人户籍、婚姻、个税或社保缴纳证明等材料。但是,从案件反映的情况来看,相关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有些中介机构对购房资格的确认仅限于对购房者进行口头询问,并未将审核环节纳入其业务流程,依然是先撮合买卖双方签订购房合同,在办理网签时才要求购房者提交审核信息。一旦审核无法通过,就会引发定金或中介服务费纠纷。

(五)物业服务管理纠纷

2011年,我院共受理物业服务管理合同纠纷212件,较上年下降20.9%(2010年受理此类案件268件,较2009年346件下降22.5%)。收案量持续下降与社会公众理性维权意识增强有关。随着对物业服务认识的不断深入,业主不断调整认识偏差,在对物业服务质量不满时不再盲目采取拒交物业费的方式维权,继而物业公司追讨物业费的群体性纠纷数量有所减少。案件类型上,除传统的物业公司追缴欠费之诉外,涌现出一些业主提起的知情权、解除物业合同、共有收益、损害赔偿之诉等新类型纠纷。这类案件的出现反映出业主主动维权意识有所增强,同时也折射出业主利益诉求的转变。一方面,业主所关注的权利范围不再局限于自身专有权,开始着眼于成员权和共益权的维护和行使。另一方面,业主的权利诉求更加细节化、专业化,不仅仅只关注于房屋质量等直接关系日常生活的基本问题,更着眼于为自己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如业主针对电梯运行产生的噪音、小区绿地问题等提起诉讼。该类纠纷的解决往往需要参照相应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法院需咨询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后综合进行认定。

三、房地产案件中需引起重视的问题

(一)当事人风险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

近两年,调控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主旋律。不断出台的房产政策对房地产交易条件、信贷、税收、市场监管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整,在稳定房价的同时,给房地产市场尤其是依靠贷款买房的普通购房者带来不可忽视的政策风险。我院在2011年房地产审判中发现,不少违约纠纷都是因购房者不符合限购条件,或受银行贷款影响无法及时支付房款所引起。除了客观上的政策变动因素,房地产买卖当事人风险意识不足、对政策影响缺乏预期也是纠纷产生的原因之一。部分购房者过分关注房价,忽视自身经济能力,在资金上准备不足,导致政策发生变动时缺乏应对措施。还有的购房者过于依赖或轻信房地产中介和开发商销售人员,对政策及相关流程缺乏了解而盲目购房,在签订买卖合同后才发现不符合限购条件,白白损失一笔不菲的定金。此外,不少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忽视了合同对交易风险的防控作用。例如,目前上海各开发商提供的《商品房预售合同》规定房贷支付到位的期限普遍在一个月与一个半月之间,并约定了现金补足条款。但从相关案件审理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购房者未注意到相关条款,主观认为其对因贷款延迟造成的逾期付款不承担违约责任,从而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由于房地产交易受政策影响明显且涉及利益巨大,在调控不放松的背景下,购房者应加强对政策的认识和理解,提高风险意识,看清合同重要条款,谨慎立约;对于个人信贷问题要尽量提前和银行确认并进行条件预审,在资金方面留有余地以应对不时之需;在贷款出现延期的情况下,及时和卖方协商,并采取签订补充协议或变更协议的方式来延长付款期限、减少或避免违约责任。

(二)房产中介公司权利和义务有待进一步明确

房地产经纪行业在盘活住房市场,完善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住房二级市场中,中介公司提供居间服务几乎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环节。但立法上,我国现行的针对房地产中介行业的法律法规数量甚少,《合同法》虽对“居间合同”进行了专章规定,但只有寥寥四个条文,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虽然工商、房管等部门也相继出台一些“通知”、“办法”、“条例”之类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对中介服务进行指引和规制,但因立法效力层次低且存在规定不一致等现象,在实践中得不到经纪行业及社会公众的应有重视,导致中介机构的权利义务一直处于比较笼统、模糊的尴尬境地,不仅使社会公众在从事相关法律活动时常感到困惑,法院在审理相关纠纷中也难以把握和处理。如:中介机构的居间行为促成合同成立的标准以买卖双方订立房地产买卖合同为准还是以产权证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为准;中介机构因未尽居间义务导致委托人受损的赔偿范围如何界定;中介机构是否应承担合理审查义务等等。立法的空白给中介机构提供了便利,使其得以通过提供格式合同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有目的地规避法律和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减轻自身义务,加大委托人的责任,为纠纷的产生埋下隐患。

调控大背景下,限购限贷政策不断出台,对购房人购房资格、首付比例等日益产生影响,也给中介公司开展经纪业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手房买卖违约纠纷的频发,使得委托人与中介就佣金的支付与否、定金的返还及损失赔偿产生的争议日益凸显。明确中介义务,规范服务已成为当务之急。国务院三部委于2011年4月联合出台的《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已经做出了富有针对性的有益尝试,但作为部门规章,《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明确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方面的规范力度仍然有限,还有待更高层次的立法。在立法滞后的情况下,相关主管部门应针对行业现状加强监督与引导,行业协会应加强自律,并加紧制定更符合调控政策要求的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居间过程中委托人及中介之间平等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应的责任范围,供当事人选择参考,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三)物业服务定价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从实际审理情况来看,物业费缴纳问题依然是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主要成因,其中业主以物业公司提供服务和管理的质量不合格而拒绝交纳物业费的情况尤为常见。此类纠纷的产生与业主法制观念不强、维权意识错位有关,而物业服务定价机制的不完善导致服务内容与物业费价格不能实现质价相符的良性对应,才是引发纠纷的深层次原因。长期以来,上海市住宅物业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由业主大会与物业管理企业根据物业特点和服务要求,按照物价部门制定的分等收费标准自主协商确定。近年来,随着物价及人力资源成本的不断攀升,物业管理企业的劳动和管理成本呈急剧上升趋势,企业在提升服务质量上的投入也逐年增加。而现行的《上海市住宅物业服务分等收费标准》自2005年制定以来一直未作调整,导致物业公司的调价要求缺乏依据,难以得到多数业主的理解和支持。一些小区自交付以来物管费标准多年未变,物业公司的盈利空间越来越小。为维持经营,物业公司只好降低服务标准,通过减少保安巡逻次数,减少保洁频次,关闭部分出入口等手段来压缩运营成本,导致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纠纷频发。对此,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及行业协会应加紧调研,在深化分等定级收费的基础上,尽快建立物业管理费与物价消费指数增减的联动机制,并逐步推行由政府指导价向市场调节价转化,建立“以质论价、质价相符、合同约定”的服务收费体系。业主与物业公司在订立物业服务合同时,应当事先对物业费调价机制提前作出约定。如将调价机制的启动与物价消费指数直接挂钩,定价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建立业委会及社区居委会的第三方协调及监督机制等,确保调价过程公开、透明,使物业收费在得到业主认同理解的同时,也能符合物业服务企业运营及发展的需要,进而推动物业服务水平的提高,保障广大业主的利益。

(四)厂房租赁模式有待进一步引导

随着上海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一些传统工业制造业逐步搬离,许多工业园区内厂房空置。受利益的驱动,一些产权人未经批准擅自改变房屋用途,将工业厂房出租给他人从事商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这种违法租赁行为违反了我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由相关部门予以严厉查处。但是,由于这些商业、服务业的入驻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园区实际运转的需要,园区管理部门多采取放任的态度,工商、税务部门甚至在相关证照办理过程中对一些小型商业、服务业予以放行,导致利用工业厂房开展商业经营成为普遍现象,甚至成为一些园区发展的新模式。

然而,这种发展模式下暗藏诸多隐患。一方面,不同用途的房屋在消防、水电等方面的设计布局及要求程度均有不同,擅自变更用途而未办理相应的配套设施变更,容易影响房屋的正常使用,引发安全事故。另一方面,由于合同效力存在瑕疵,一旦合同履行出现问题,一方当事人容易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相对方利益得不到保护。目前此类案件呈多发趋势。为维护国家土地管理秩序,促进园区健康运转,相关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足够重视,加强准入监管,从源头上避免违规租赁行为发生。同时,园区管理部门应该充分发挥能动管理职能,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合理地调整园区规划,以适应园区实际运转需要,服务社会发展和经济转型,人民法院也将妥善处理此类纠纷。

(五)建设工程市场有待进一步规范

长期以来,建筑市场供大于求,施工企业承揽工程的竞争十分激烈,无序竞争的结果导致违法、违规现象层出不穷。近年来,在党和国家整顿建筑市场的组合重拳打击之下,建筑业经营管理水平和法律意识有所增强。但从我院审判情况来看,建筑业远没有达到正规化、法制化,违法、违规现象依旧存在,尤以违法分包、转包、借用资质等不规范行为最为普遍。转包、违法分包过程中,转包人、分包人将工程层层压价转手,导致最终到位的实际建设资金大大削减;一些建设工程经转包、违法分包后往往落入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和施工技术水平的地下包工队之手,难以保证施工质量,留下严重的安全隐患。同时,这些实际施工人往往为个人,缺乏法人责任意识和资金保障,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容易出现恶意拖欠工程材料款和农民工工资现象。

在司法审判中,依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因上述三种违法行为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但合同虽然无效,工程价款依然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司法实践中也多通过审计后按实结算,导致合同无效和有效对违法行为人的经济利益不构成实质影响。收缴非法所得的民事制裁措施,则由于缺乏明确的操作性规范,在案件处理中很少得到运用,因而通过法院审判权对违法行为进行的制裁起效甚微。因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切实履行行政监督职责,通过与法院建立信息互通渠道,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对发生过违法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应记入诚信档案,通过媒体进行曝光,并与考核投标资格挂钩,加大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同时,应进一步明确工程总承包单位及监理单位的监督、落实责任,通过综合治理,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

四、依法妥善处理涉房地产纠纷的对策建议

(一)服务大局,发挥审判导向作用

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实施在稳定房价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与房屋买卖合同相关的纠纷。目前,房地产市场调控正在朝纵深推进,短期内没有放松迹象,预计2012年相应纠纷有大幅增长可能。同时,由于现行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此类案件的处理还没有明确的规定,此类案件往往争议较大,案件的审理结果可能会直接关系到调控政策的影响和成效,房地产审判工作的保障功能日益凸显。因此,法院在纠纷审理过程中,要把审判工作放到调控的大局中来谋划,努力探索新形势下房地产案件审判新思路。要不断学习相关政策规定,准确理解把握政策重点。加强实务性调研,认真分析因调控政策产生的新类型案件,深入研究政策与法律适用之间的有效衔接,并加强经验总结,确保辖区法院执法统一。同时,要注意舆情收集,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的新情况和新变化,进行归纳整理、分析预判,从而提高对各类问题发展趋势的预测能力和疑难复杂问题的处置能力,全面做好市场调控背景下房地产案件的审判工作,使调控政策得到贯彻落实。

(二)增强沟通,注重纠纷源头预防

减少涉房地产纠纷重在源头预防。在依法履行审判职能,发挥审判导向作用的同时,我院将积极建立同社会力量的沟通联系,做好涉房地产纠纷的协调预防工作。一方面,继续加强司法建议工作,根据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切实提高建议的针对性和可行性。通过积极跟踪反馈,推动问题的真正解决。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宽与社会力量的联系渠道,要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采取通报典型案例、约谈龙头企业、与行业性组织召开研讨会、组织诉讼频发的企业旁听案件审理等方式,建立双向信息沟通长效机制,在法院进行个案反馈、提出建议的同时,也使相关职能部门、企业等及时向法院反馈房地产市场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和潜在风险,保障法院获取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从而对相关问题做出准确预判和分析,有效预防纠纷的发生。

(三)内外联动,完善多元解决机制

近年来,我院一直深入探索与行政机关、行业组织、仲裁机构、人民调解组织等各方面社会力量的合作机制,努力推动诉讼与非诉有效衔接。2011年,我院依托与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建立的合作平台,借助相关职能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的力量,相互配合化解矛盾纠纷,取得了良好效果。今后,在不断完善已有合作机制,拓宽资源共享、畅通沟通渠道的同时,注重加强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夯实基层调解基础,真正使居委会和业委会起到业主与政府、业主与开发商、物业公司之间沟通纽带作用;加强法院与政府部门、基层组织在处理群体性纠纷中的协调机制,将目前纠纷到哪里则由哪个部门处理的被动模式转变为统筹协调、适当提前介入的积极模式。基层组织一旦发现有群体性纠纷出现的苗头时,应及时将相关情况通报法院及政府相关部门,法院可以通过诉前调解等方式适当提前介入,为矛盾双方提供专业化的法律服务。

(四)扩大宣传,增强群众防范意识

针对房地产纠纷案件的一些当事人对相关法律政策认识不足,风险防范意识较为薄弱的问题,法院、政府职能部门及行业协会等相关机构都应加强法制宣传,灵活采取各种宣教方式,向群众广泛宣传与房地产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使人民群众切实了解自己的相关权益。要把法制宣传同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着重关注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房屋买卖、居间服务、物业管理纠纷等方面,将相关领域易引发纠纷、值得引起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予以反馈,提高法制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充分发挥司法个案的示范宣传作用,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对典型案例进行报道或点评,将判决中的价值导向及时转化为社会预期。同时,进一步做好网络庭审直播、法律文书上网等工作,使群众感受司法的公开透明,了解诉讼程序和裁判思路,从根源上减少非理性诉求的产生,增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