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背景下法官养成机制的多维观照与现实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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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背景下

法官养成机制的多维观照与现实考量

王 坚 王德成 周 嫣

    【摘要】实行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后,员额法官的来源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从现有的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中选拔产生;第二类是从法官助理中遴选产生;第三类是面向社会公开遴选,从优秀律师和法学专家中产生。其中,法官助理将成为最主要的来源。本文以法官养成机制为主题,主要从如何将法官助理培养为法官、如何解决未入额法官的角色定位、从优秀律师和法学专家中遴选法官对法院系统的现实意义又是什么等实际问题出发,来探讨在本次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背景下,如何构建新的法官养成机制,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系2015年上海法院报批调研课题。

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和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是本次司法改革的两条主线。就前者而言,其打破了法院传统的“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的进阶模式,在不再任命助理审判员的同时,建立法官员额制和法官助理制度。目前,员额法官的来源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从现有的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中选拔产生;第二类是从法官助理中遴选产生;第三类是面向社会公开遴选,从优秀律师和法学专家中产生。在这三类来源中,第一类是为了解决现有法官入额的过渡性做法,第三类目前尚处于“试水”阶段,能提供的岗位职数非常有限,因此,未来的员额法官1将主要从第二类途径在法官助理中产生。那么,员额法官应如何养成?法官助理的角色定位和培养方式是什么?在实行法官员额制的大背景下,未入额的审判员与助理审判员又将何去何从?从优秀律师和法学专家中遴选法官对法院系统的现实意义又是什么?这些不仅是本课题所要探讨的话题,亦是本次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背景下无法回避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员额法官从哪里来:法官助理的角色定位与职责边界

本次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将现有法院司法人员分为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其中,司法辅助人员又分为法官助理、书记员和司法警察等几类人员。由于本次改革后不再任命助理审判员,“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的传统晋升模式被打破。从长远角度看,“法官助理——审判员(员额法官)”将成为新的主要的晋升模式,未来的员额法官应当主要从法官助理中产生,这亦是本次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在法官助理制度的实际运转过程中,其与法官、书记员在职能、权限和责任上的界分标准为何等问题尚待明确,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明确亦是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基础所在。

目前,各法院对法官助理的角色定位认识不一。有的法院在实践中未对法官助理与书记员作明确区分,将法官助理视为书记员;有的法院则干脆直接将法官助理等同于法官,让法官助理独立承办案件,仅在合议庭或独任审理署名时属上合议庭法官的名字。这两种极端化的对待方式不仅导致了“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制度弊端,更不利于法官助理的成长。法官助理作为未来法官的“蓄水池”,虽为本轮新设岗位,却并不为我们陌生。早在1999年的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最高人民法院便正式提出要开展法官助理试点工作,要让“一些不能继续担任法官但符合法官助理条件的人员”转任法官助理,但由于操作艰难,结果不了了之。关于在中国的法官中设立法官助理的想法最早是一批了解美国司法实践的学者提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这种措施强化法学院毕业生的司法知识和实践知识。当时这项原打算在高级人民法院试点的改革措施,却没有一所高级人民法院真正愿意启动,而总是让基层法院,最多是中级法院的个别庭搞试点。这些试点法院很快就把法官助理转变成了一种变相增加法院人手,应对日益增加的诉讼案件和调解案件的应急措施。这项措施可以说从其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吸引法学在校生或毕业生进入法院了解和强化司法审判实践,而是作为了并且也实际变成了法院的人事体制改革和法院重组的一个工具。2

本次司法改革重提法官助理制度,将通过建立并完善法官助理制度来减少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作为一项重要目标。但如果按照上述两种极端方式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法官助理制度恐怕很难不会再沦为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一个工具。法官助理作为一个独立的工作岗位,应当在职责、权限上与法官和书记员有明显的区分。虽然现有的规定对法官助理在审判工作中的职责做出了规定,但由于审书比例的悬殊,书记员的稀缺性导致法官助理在实践中代行书记员的情况普遍存在,一些基层法院甚至将法官助理等同于书记员。同时,法官助理在辅助法官处理审判事务性工作中的职责边界在哪里?哪些审判职能必须由法官履行,哪些职能可以由法官助理履行,哪些职能又必须由法官助理去履行?这些问题均需尽快地进一步明确规范。

(一)与法官和书记员在职责权限上的界分

1.区别于法官。本次法官助理制度的提出不再是为了吸引法学在校生或毕业生进入法院了解和强化司法审判实践,而是为了分担法官的审判事务性工作,“让法官真正成为法官”。3所以,对法官助理而言,其首要的职责就是协助法官完成相关的审判事务性工作。那么,哪些属于审判事务性工作呢?法官助理制度源于美国,从美国法院对法官助理的职责规定可以看出,其主要承担三方面职责:第一,在庭审前协助法官查阅卷宗,整理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辩诉意见和争议焦点;第二,在庭审后协助法官草拟文书;第三,为法官提供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因此,从正向定义的角度出发,法官助理应当协助法官完成庭前审查诉讼材料,组织证据交换,接待诉讼参与人,开展调解工作,调查取证,提供与案件相关的研究资料,起草相关的法律文书,开展保全执行等工作。从反向定义的角度出发,法官助理除了不得行使审判权、开庭审理和担任合议庭组成人员等三项职责之外,其余的审判事务性工作均可在法官指导下完成。同时,法官助理还可以根据需要参加庭审,代行书记员职责等等,对这些工作不作强制性规定要求。

2.区别于书记员。根据我国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书记员主要承担办理庭前准备过程中的事务性工作、检查开庭时诉讼参与人的出庭情况、宣布法庭纪律、担任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记录工作、整理装订归档案卷材料等事务性工作。这些工作对法律专业知识的要求相对较低,从内容上看明显区别于上述对法官助理的职责要求。虽然在目前书记员人手紧缺之时,法官助理可以代行书记员职责,但此仅为过渡性制度安排,待书记员足额招录配置到位后以上职责均应由书记员承担,而不应再由法官助理承担。书记员已经不再为传统晋升模式中过渡到法官的学徒期角色,因此,对其工作职责不宜再做“扩张”。从法官培养的角度出发,法官助理应当了解并掌握书记员的工作能力,但其与书记员毕竟是两个独立的岗位,应当各司其职,不宜在职责权限上有所交叉。

(二)对不同等级法官助理的职责权限的划分

本次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办法将法官助理职务序列分为两等五级:初级为四到五级,高级为一到三级,按照年限逐级晋升。但相关的级别要求和定级依据尚不明确。笔者以为,既然将法官助理分为初级与高级两等,那么在职责权限方面的要求就应有所不同。在上文提及的第二种较为极端的助理模式中,法官助理除了不享有合议庭成员和作为独任法官审理时的署名权外,几乎等同于法官直接承办案件,这种“有实无名”的模式既会导致“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制度弊端,又不利于法官助理的培养和成长。然而,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在实行法官员额制后被明显激化,将一部分案件授权给法官助理办理的确能够缓解这种矛盾压力,也减轻了员额法官的办案压力。因此,在司法实务界和学界便有人士提出了“限权法官”的概念,建议授权法官助理在法官的监督下独立行使各类案件的调解权和小额诉讼案件、非讼事件的裁判权。换言之,“限权法官”在法官授权的前提下,享有全部案件的调解权以及部分案件的完整裁判权。

笔者以为,将高级法官助理授权为“限权法官”未尝不可。高级法官助理相较于初级法官助理而言,一般具有较高的审判工作年资和社会阅历,基本具备了独立的办案能力和文书写作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授权其为“限权法官”可以作为其成为员额法官的预备阶段,对其而言是更为直接的培养锻炼的方式,同时也从实质上分担了员额法官的办案压力,于法官于助理而言都是利大于弊。而初级法官助理由于资历尚浅,授权其为“限权法官”为时过早,应以一般功能性、程序性的事务性工作为主,而不宜过早揠苗助长。

二、以法官助理为法官培养对象的相关问题解析

(一)是否有进行跨条线轮岗锻炼的必要性

在本次司法改革之前,传统的晋升模式是符合条件的书记员在任职满一定年限后参加为期一年的预备法官培训4,培训期结束考核通过后即任命为助理审判员。预备法官培训的基本内容除了常规的理论学习之外,主要是在预备法官任职法院之外的法院选定不同审判庭进行轮岗锻炼。这种轮岗锻炼的培训方式可以让预备法官接触不同条线的审判业务,对其审判实务水平的提高和未来审判方向的选择有较大帮助,同时亦可比较不同法院的审判业务现况,感受学习不同的法院文化。然而,本次改革后不再任命助理审判员,未来的员额法官将采取逐级遴选的方式选拔出来。而从目前的几轮法官遴选考核(考试)来看,也未对被任命的员额法官进行类似的轮岗锻炼,可见,这种前预备法官培训式的轮岗锻炼模式似乎亦因助理审判员的不再任命而暂停了。那么,未来从法官助理中选拔出来的法官是否需要跨条线的轮岗锻炼呢?如果是的话,是在法官助理阶段进行轮岗锻炼,还是在被任命为员额法官之后进行轮岗锻炼?

司法的基本特性是判断,是一项极富有实践性的事业。因此,法官必须具备渊博的社会科学知识和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而单个审判庭所需掌握的业务知识范畴是有限的,接触到的案件类型和具体情况也是有限的,且考虑到员额法官任命后应尽快投入审判角色,因此,在法官助理阶段开展轮岗锻炼是极为必要的。同样地,这种轮岗锻炼在初级和高级法官助理之间应当体现出差异性。例如,在初级法官助理阶段,可以采取以轮岗制为主、定岗制为辅的培养方式,在不保留人员编制的前提下,让法官助理分别在立案、信访、民商事、刑事、行政、执行等条线进行轮岗锻炼;在高级法官助理阶段,可以采取定岗制为主、轮岗制为辅的培养方式,在保留人员编制的基础上,根据个人意愿和工作需要在各条线审判庭进行轮岗锻炼。这样的培养模式既有利于初级法官助理尽快了解掌握各业务庭的基础审判辅助性工作,也有利于高级法官助理的对拟从事岗位的专业发展,且正如前文所述,倘若将高级法官助理授权为“限权法官”,则基于对案件审理连续性的要求也不适合对岗位进行经常性的调动。

(二)如何对法官助理进行带教培养

目前,对法官助理尚无统一的带教方式,实践中大致存在以下几种带教方式:第一种是传统的“学徒式”带教方式,这亦是笔者较为认同的方式;第二种是将法官助理在职责上等同于书记员来培养,法官助理并不能分担法官的审判辅助性工作,带教的责任也变相地转嫁给了书记员;第三种是将法官助理在职能上等同于法官,其作为独立的承办人审理案件,几乎承担了案件全部的审判事务,法官仅为其名义上的带教老师,并不实际指导其开展工作,两者各自独立完成案件指标。很明显,后两种方式是本次改革所不倡导的。但即便是第一种方式,由于每位带教法官的专业特长和审判特点不一,在实际带教过程中,往往会导致各法官助理的成长速度与能力提高有所差别。这种因带教方式的差别导致法官助理的个体性差异在法官培养过程中尤其培养初期应当是尽量避免的。

法官助理是未来法官的“蓄水池”。加强法官助理的培养带教,对于建设一支可持续发展的法官队伍具有长远意义。对于初级法官助理,主要培养其协助法官处理一般功能性、程序性、事务性工作,且基于上文对其应当采用轮岗锻炼为主的培养方式,由普通的优秀法官带教为宜。而对于高级法官助理,对其“限权法官”的定位以及预备法官的预期度,选派资深的优秀法官(审判长)带教更为恰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级法官助理阶段更接近于国外的司法研修时期,应当配备足够的优秀带教资源帮助其尽快成长。同时,正如前文所述,每位带教法官的专业特长和审判特点不一,对法官助理在各培养阶段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在培养初期应以规范养成为主,重点培养一些规范性、普适性的审判技能,例如审查诉讼材料、组织证据交换、文书草拟规范等等;在培养后期则可以因人而异,结合带教法官和法官助理的个人特长及特点,重点培养庭审驾驭能力、调解能力、审判研究能力等等。

(三)对中高级法院法官助理入额后是否应去基层法院任职的二分考量

目前,尚未有明确的针对法官助理的遴选办法出台,对法官助理遴选为法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要求和条件亦未可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未来的法官将逐级遴选产生,也就是说,中高级法院的法官不再从本院选拔,而必须从基层法院的法官中遴选。5那么,就目前上海的情况而言,中高级法院在改革前即2013年底前招录的已被任命为法官助理的这部分人员,在遴选时是否应当与改革后招录的法官助理区分开来,是否应当与基层法院的法官助理区分开来?各地对现有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采取的入额办法并不统一,一些做法较为激进的法院直接将助理审判员转为法官助理,而有些法院如上海地区的法院就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方式,未对助理审判员采取“一刀切”的“就地卧倒”式,而是采取了“双向选择、自愿转岗一批,竞争上岗、退出一批,内部调整、调出一批”的方式分批考试入额。同样地,基于对学历和社会基层工作经历等因素的考虑,对法官助理亦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理由如下:

第一,从招录要求来看,中高级法院在改革前招录的现任法官助理基本上均具备法学硕士以上学历,且具有两年以上的基层工作经历。与改革后招录的未任命的法官助理相比较,这些法官助理学历层次较高、社会阅历及审判实践经验较丰富,且招录时没有对“一律在基层法院任职”的职业预期,对目前任职的法院有着特殊的情感皈依和深厚的职业归属感。因此,基层任职制并不利于这些法官助理的健康成长和工作积极性的提高。

第二,从机制设立的逻辑起点来看,基层任职制的建立初衷大致有二,一是充实基层一线办案力量,二是提高中高级法院法官的任职年龄和要求。对于第一点,由于员额制对法官职数的硬性规定,即便基层一线办案力量不足,但其法官职数是限定的,各基层人民法院本身内部的未入额法官和法官助理已不在少数,中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去基层任职反而“占用”了其原本已为数不多的法官员额数,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充实基层一线办案力量的逻辑似乎有点站不住脚。对于第二点,这些法官助理是改革前作为审判人员招录进法院的,因助理审判员的停止任命而使其在满足了原先的晋升条件后无法参加初任法官的培训与任命,可以说,他们原本已经具备了担任助理审判员的资格。本轮改革未对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作出入额后在基层人民法院入职的要求,且从本轮的全市法院入额情况来看,年龄在30周岁左右的员额法官并非个别,而现任的法官助理年龄在30周岁以上的占了绝大多数。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提高中高级法院法官的任职年龄和要求为由,让已经具备了两年以上社会基层工作经验和三年以上法院工作经验(工龄至少在5年以上)的这些法官助理去基层任职在逻辑上也说不通。

第三,从法院人才培养的连续性来看,这些法官助理是中高级法院在改革前作为审判人员招录的,其与法院之间的任职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法院对基层任职制同样没有预期,从招录到培养倾注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对这些法官助理的成长亦有着因材施教的培养方向。因此,基层任职制亦中断了法院对这些法官助理的成长期待,不利于法院人才培养的连续性。

综上,对中高级法院的法官助理在入额后是否应当去基层法院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对改革后招录的法官助理,应当根据《四五改革纲要》的精神,统一在基层人民法院任职;对改革前招录的法官助理,可以参照之前初任法官培训的方式,在保留编制的基础上去基层人民法院任职一定期限,这样的制度安排既可以让法官助理在初任后去基层法院锻炼业务能力,既有助于调动其工作积极性,也有利于法院人才培养的连续性。

三、未入额法官的角色定位

自推行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以来,全国各试点法院陆续启动了法官入额考核(考试)工作,主要的做法是对审判员采用以业绩考核为主、能力考试为辅的方式,对助理审判员采用业绩考核与能力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能力考试以审判员遴选考试方式进行。但这仅是为解决现任的审判员与助理审判员如何选拔为员额法官的过渡办法,未来的员额法官将主要从法官助理中遴选产生。但现任的审判员与助理审判员因法官员额制的客观要求不可能全部成功被选任为员额法官,那么未成功入额的现任法官的身份应如何定位,其是否仍然享有完整的审判权是我们在探讨法官培养机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就现有的制度层面而言,现任的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即便没有入额也是经《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确认的由人大任命的法官。虽然《法官法》对免去法官职务的情形作出了规定,但似乎又没有一种情形可以适用在未入额法官的身上。因此,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说,因未入额而免去其法官身份是不合适的。那么,是否可以直接将未入额法官转任为法官助理呢?除了少数长期在综合岗位的未入额法官以外,这些现任的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一般都经过了预备法官培训且积累了一定的审判实践经验,其审判业务能力应当在法官助理之上,且从心理适应角度出发,也不宜将其直接转为法官助理。基于对这两点的考虑,目前未入额法官的出路看来只剩下了两种:第一种是修改现有的《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从制度层面上对未入额法官的身份予以调整;第二种是保留其法官身份和法官等级,对其享有的审判权限进行限缩,将其定位为“限权法官”。就目前而言,第二种出路似乎更为可行的。

因此,笔者以为,对未入额法官的角色定位可以从过渡期内和过渡期后两个阶段来考量:在过渡期内,基于对案件审理连贯性和政策适应性的考虑,其应当享有完整的裁判权,在职责权限上等同于员额法官;在过渡期后,基于对司法责任制和法官职业保障相关制度的落实后权、责、利应当统一的考虑,就不宜再让未入额法官承担与员额法官同等的职责权限了,故将其定位为“限权法官”较为合理。在过渡期后,倘若将未入额的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定位于“限权法官”,那么授权其在员额法官的监督下独立行使各类案件的调解权和小额标的案件、非诉讼案件的裁判权,并不需要根本性地改变目前审判人员的基本结构,只需通过法律规范将其独立权限与职责予以明确,并置于法官的监督、指导之下,同时将目前由其承担的合议独任制简易案件范围缩小即可。6未入额法官作为“限权法官”实际上是拥有了与高级法官助理类似的职责权限,在角色定位上,可以将其视为高级法官助理。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即便其在职责权限上等同于高级法官助理,笔者仍不倾向将其任命为法官助理,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未入额法官尚为法律上的法官,只要不出现免去其职务的倾向,就应当保留其法官身份和法官等级;其二,从心理适应角度出发,保留审判员与助理审判员的称谓更能让人接受,且与法官相比较而言,法官助理的称谓似乎难以唤起法院人内心的职业自尊感。因此,审判庭实行这样由完整审判权、有限审判权、纯审判辅助事务构成的梯度权限配置,将成为定位全权法官(即员额法官)、限权法官(即未入额法官或法官助理)、书记员三个梯度的岗位职责权限的基础。7

四、选任优秀律师、法律学者为法官的现实意义

《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完善将优秀律师、法律学者,以及在立法、检察、执法等部门任职的专业法律人才选任为法官的制度。一方面,法院系统内部启动了法官入额考核(考试)工作;另一方面,部分试点法院同时通过向社会公开选任高级法官的方式,吸纳优秀律师、法律学者加入到高级法官的队伍中来。以上海为例,通过面向社会公开遴选,已招录一名原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进入法院担任三级高级法官。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选拔优秀律师和法学专家到司法实务一线工作的现实意义是什么?换言之,这一举措于法院来说利在何处?

比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司法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传统表现为典型的理性主义倾向。因此,其法官职业的准入标准强调的是,法官应掌握足够的法律专业知识而非实践经验,通过接受法律教育获得高水平的专业知识,是其法官正当性的来源8。而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传统则表现为典型的经验主义认识倾向,其法官专业能力主要来自于其长期从事法官职的法律职业所积累的经验。这些法官之所以称职,一方面是源于办案过程中积累的成功案例的经验,另一方面是通过发表专业文章和/或在知名法学院进行演讲。9因此,其法官职业的准入标准强调的是法官处理具体案件的实践经验与能力,而非仅仅是法律专业方面的理性逻辑知识体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英美国家的法制发展历史进程中,法官与律师之间的联系极为紧密,甚至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排他性很强的职业阶层,进而强化了职业律师是法官职业主要来源的这一制度性事实。10

    那么,中国的司法传统又是什么?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传统理念在我国历来已久,当时并没有独立的司法官,而由行政官代行司法职。建国后,由于人民法庭建设恢复的需要以及法律专业人才的匮乏,科班出生的法官很少,法官的准入门槛较低。之后,法院人才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不断加强,促使法官的准入门槛不断提高,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和地区环境因素的影响导致各地对法律人才资源的稀缺度不一,法官职业准入难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上海地区而言,法官部分由部队转业、复员而来,部分由其他机关、企(事)业单位转编而来,部分是从各大院校的法律专业毕业生中经公务员招录而来,并在近几年来呈现出提高学历要求和必须具备一定的相关社会基层工作经历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在法官职业的准入标准上似乎越来越接近大陆法系的理性主义,但又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完全从法律专业优秀毕业生和司法考试成绩突出者中选拔。虽然近年来有呈现出经验主义认识倾向,但法官助理制度实施后,法院在招录时以应届毕业生为主,已不再对社会工作经历提出要求。因此,选拔优秀律师和法学专家担任法官可以说是对经验主义认识倾向的一种尝试。但这些遴选进法院的优秀律师和法律学者是否能发挥其专业特长和经验优势?如果只是每年或不定期提供极为稀少的法官职位用以社会遴选,即便未来这一遴选机制被常态化和制度化,遴选进法院的律师和法律学者也只能成为“少数派”,是否足以对整个法院的司法水平起到正面影响作用?有人认为,这种遴选机制将成为未来律师和法官良性沟通的重要桥梁,进一步畅通了人才交流渠道。但无论是“沟通的桥梁”还是“交流的渠道”,都并非也不应该是法院开门“广纳贤才”的初衷和最终目的。让优秀律师和法律学者们发挥其经验优势和专业特长,弥补理性主义倾向下的经验缺失才是其最根本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所在,否则就难免被蒙上一层“作秀”的色彩。

结 语

法官养成机制作为一个宏大的研究命题,其下牵涉到的子命题尚有许多问题仍待我们探讨和完善,比如,如何对法官和法官助理的工作进行评价和激励,如何开展法官的继续教育和法官助理的业务能力培训,等等。本文由于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展开论述。任何的变革,从原则上号召很容易,但要具体操作起来却不是易事。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对整个司法人员体系利益格局的调整。在调整过程中难免会有“阵痛”和“牺牲”,但作为制度设计者和政策制定者,应当尽可能地考虑到各方的客观情况和现实需求,将改革的“效益折损”降到最低。本文的观点可能并不都正确,对部分问题的讨论囿于资料的局限性和政策的动态发展亦只能提出些倾向性的看法,但希望通过本文的探讨,能够引起司法实务界对相关问题的深刻思考,以期对本轮司法改革和法官队伍的可持续发展有所裨益。

【课题组简介】

王  坚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审委会委员(主持人)

王德成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助理

周  嫣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执笔人)

 

 

 

[1] 鉴于实施法官员额制之后,现任的审判员与助理审判员作为《法官法》上的法官并不当然地被纳入到员额内,故本文论及“员额法官”特指改革后入额的法官。

[2] 苏力:《法官遴选制度考察》,载于《法学》2004年第3期。

[3] 即便未来有探索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等方式,聘任法学在校生或其他法律人才作为兼职法官助理的可能性,这类兼职法官助理也并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培养为未来法官的人员范畴。

[4] 上海地区的做法是,一般中高级人民法院符合条件的书记员工作满2年到基层人民法院轮岗锻炼,基层人民法院满3年可选择去中级人民法院或其他基层人民法院或留本院轮岗锻炼。

[5] 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四五改革纲要》)第50款“改革法官选任制度”中提出,要健全初任法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人民法院任职机制……建立上级法院法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遴选产生的工作机制(以下简称“基层任职制”)。

[6] 将未入额法官改造为“限权法官”的相关论述详见傅郁林:《以职能权责界定为基础的审判人员分类改革》,载于《现代法学》2015年第4期。

[7] 参见傅郁林:《以职能权责界定为基础的审判人员分类改革》,载于《现代法学》2015年第4期。

[8] [斯洛伐克]简·斯瓦克 著,贺小丽、赵思宁 译:《斯洛伐克的司法机构和法官的权力》,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9] [斯洛伐克]简·斯瓦克 著,贺小丽、赵思宁 译:《斯洛伐克的司法机构和法官的权力》,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10] 参见孙万胜著:《司法改革的实践之悟》,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