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的实践演绎与路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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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的实践演绎与路径探寻

黄伯青 王明森

【摘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试行以来,在思想认识上仍有不少困惑,而实践操作中也存在一定的困境,掣肘了该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有益补充,旨在实现案件合理分流、优化诉讼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推进刑罚的轻缓化。参考相关国外的立法例,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以控辩量刑协商为核心,以程序简化和权利救济为抓手,对制度进行合理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的设计。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提出了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该制度一经提出就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激烈探讨、争鸣。截至目前,理论界对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内涵基本形成了共识。实务部门也通过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或试行办法积累着实践经验。但从成效来看,理论研究的方向和司法实践的现状契合度仍有些许差距。具体而言,理论研究缺乏足够多的实践素材进行充分地检验,而实践操作缺少明晰的理论基础进行指导。一定程度上,理论界和实务部门,似乎都遇到了前进的瓶颈。

一、现状的拷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反思与总结

(一)思想认识上的困惑

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制度的实践价值不明确,思想认识上存在争议、困惑,进而影响实践操作的推进方向。具体如下:

其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否具有程序上的独立性。有的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项创新的制度,是刑事速裁程序的延伸和扩张,独立于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是对刑事诉讼体系的完善。有的则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然被称之为一项制度,但其没有特定专属的程序,而是内化于现有的诉讼程序;其二,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范围。有论者认为该制度可全面覆盖侦查、审查起诉和司法审判三个阶段。也有论者认为在侦查阶段中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其三,权利保障与诉讼效率的妥协。有论者认为在简化诉讼程序的同时,不能降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有论者则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种辩诉协商,协商也需要作出适当的妥协和退让;其四,证明标准的把握不一。有论者坚持现有的刑事证明标准,也有论者称降低证明标准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加快推进程序进度;其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庭审程序的必要性争议。有观点认为,目前有的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其庭审最多不过10分钟,快者5分钟,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也有观点认为庭审是对控辩协商的一种法律审查和监督,仍有存在的必要;其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坦白等情节的差异。有论者认为,在实体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坦白具有相同的属性,差别只是前者在程序上给予了更简化的处理。有论者则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包含了自首和坦白,但又不限于自首和坦白,该制度是在宏观层面关注司法效率的提高,而不仅是量刑情节评价的程序化。

(二)实践操作中的困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以来,各地司法机关积极制定了相关的实施细则以指导司法实践,但从规则的内容来看,更多的是对《试点办法》的重述,缺乏更为细致的操作执行规范。实践中存在程序简化的效果空间有限、权利的保障不健全、配套工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1.程序简化的效果空间有限

(1)庭审程序的压缩空间不大。从实践效果来看,审判周期和庭审时间大幅缩短,基层法院案件基本可以在10内结案,庭审时间也压缩至10分钟以内。在上海法院系统的中院层面,有的一审案件也在15分钟内完成全部庭审。从压缩审判周期和庭审时间来看,庭审已经没有了可进一步压缩的空间。

(2)控辩双方的协商程序不规范。公诉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量刑协商,缺乏具体的程序规范,没有可供参照的规则予以指引,而协商的法律效果在实践中往往出现反复甚至大相径庭的情况,制约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顺利推进。例如,上海法院系统2017年1月至6月的数据显示,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为98.85%,并未实现全部采纳的试点预设。

(3)服判息诉的功能未达预期。认罪认罚从宽是公诉机关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进行的一种量刑协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所犯罪行并认同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进而获得量刑上的从宽。按理,只要法院在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幅度内作出判决,实践中,被告人上诉的几率应该为零。但实践中并非如此。例如,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7年2月至6月期间,共审理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229件,其中上诉案件19件,上诉率为8.29%。究其原因在于,一是有相当部分的上诉人因其剩余刑期如果在3个月以内,即可不用移送到监狱服刑,进而会通过上诉拖延判决生效的时间来达到留在看守所服刑的目的;二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置的是无理由上诉制度,也就是说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无需提出任何的理由。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但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甚至背离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上诉制度设立的立法初衷。

(4)侦查机关成为旁观者,公诉机关参与积极性不高。在制度实践过程中,侦查机关似乎成为了旁观者,相比《试点办法》中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四条等条款均对公安机关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行作了规定,上海的《试点细则》中侦查机关参与试行的身影却较为罕见。如针对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在其罪行较轻的情况下,侦查机关怠于行使变更强制措施,导致其审前羁押时间过长,部分轻罪案件就有可能出现宣判刑等于已经羁押的期限。较之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参与的热情度却要远低于预期。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7年1月至6月期间审理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数量来看,呈现下降的趋势(详见下表)。以同期上海法院系统为样本,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率也仅为17.28%。其中的问题主要是工作量的增大,比如,制度推行之前,公诉机关通常情况下仅需要至看守所提审一次,而试点开始之后,公诉机关往往需要再增加一次前往看守所的工作量,即律师在场见证的情况下,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署具结书等,而这还得是律师有时间的前提下。

2.权利的保障不健全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审查缺乏具体操作标准,审查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公正性的基础。因此,在庭审时应当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重点的审查,但目前《试点办法》仅仅在第十五条中对此予以概述性地规定,而各地的规则均未对此予以细化,庭审时,法官主要就“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认罚”进行例行公事似的讯问,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的审查。可想而知,自愿性审查的效果难以符合制度设置的需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某中院审理的一起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上诉的盗窃案件,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上诉提出其签署的具结书系受公诉人诱导签名,在场见证的值班律师并非其本人同意作出选择的,故其是在没有完全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权利义务、法律后果的前提下受骗上当适用了该制度。

(2)从宽的标准、幅度不够明确。实践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获得多少的量刑优惠,并没有规范性文件可供具体参考,而相关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不仅明确了以认罪为要素的自首、坦白享有从宽的基础,量刑规范化中更是对自首、坦白也设定相应的从宽幅度。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从宽,实践中是依据自首、坦白等从宽情节进行适用,还是应另立门户,设置单独的量刑从宽情节,至今各地做法不一。目前,各地的实施细则中均没有对认罪认罚从宽的具体适用和从宽幅度予以明确,这种从宽的导向价值有限,无法调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积极性。如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一审盗窃案件,公诉机关就该案与犯罪嫌疑人量刑协商,公诉人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犯罪嫌疑人不同意,故该案以被告人认罪适用简易程序移送法院审判,而法院则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六个月。可以说,该案的处理过程效果并不好,会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信任公诉机关的量刑协商,而这也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缺乏具体量化的标准而在实践中引发的混乱的具体体现。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乏启动主动权。《试行办法》明确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但实践中,侦查机关却较少告知犯罪嫌疑人有关认罪认罚的事项,而公诉机关则对于启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可见,《试行办法》中虽然强制要求告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但实践中,该制度的启动却不具有刚性。既然,适用该制度可以获得程序上的从简、实体上的从宽,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启动的权力,也是权利平等、程序公正的应有之义。

(4)律师参与的广度、深度有限。对于没有委托辩护人或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辩护人的,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又认罪认罚的,值班律师应当何时介入、履行哪些权限、充当何种角色,是否如目前的司法实践,值班律师仅参与控辩双方的量刑协商,《试点细则》对此并没有予以明确。而司法实践中,除委托的辩护人外,大多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未委托或者接受指定辩护人,如上海市法院系统2017年1月至6月,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人次为165人次,占比6.77%。由于值班律师不能阅卷、不能取证、仅能从形式上见证协商过程和自愿性,无法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和监督,所以其作用相当有限。

3.配套工作机制尚不完善

(1)羁押场所的硬件设施和制度规范限制了程序简化端口的延伸。对于简化诉讼程序,不少观点提出在看守所中设置速裁审讯室、远程庭审室、快审办公室等等,以缩短押解时间、提讯时间和庭审时间,但在实践中,羁押场所在设计建造时并没有预留相应的办公场所,现有的场所也难以完全实现上述条件,一定程度上导致程序简化成效仅停留在庭审程序简化的层面,无法进一步推广至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

(2)个别审判质效考核管理目标与改革的方向不协调。审判质效管理是对司法审判工作成绩的检验标尺,历经多年地不断完善和革新,已经可以较客观地反映出司法工作的实际情况。但是,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进,有些审判质效数据如何考核,值得思考。比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上诉案件是否可以不开庭审理,与现有的开庭率存在冲突;再比如,速裁程序的办理周期较短,而适用该制度的案件数量又占较大部分,为缓解办案的压力,在本应适用速裁程序的时候,公诉机关、审判机关一定程度上会更希望选择适用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以此规避审限内结案考核的压力。

二、路径的设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建构与具体完善

(一)核心建构:控辩量刑协商的规范

程序从简并不足以吸引犯罪嫌疑人自立案之初自动选择认罪认罚,对犯罪嫌疑人人而言,实体上的从宽,即量刑的优惠、减让才是认罪认罚的最大心里动因。现有相关审理程序、诉讼制度等体现出的是程序从简有余,实体从宽不足。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控辩量刑协商是本次试点的亮点,更是制度试点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但如何进行协商,目前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论上的研究、探索,因为欠缺具体操作规程的指引,实践操作也是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在我国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参考相关国外的立法例,结合具体国情,可以从参与的主体、协商的界限、量刑的幅度、协商的效力和协商的过程等方面展开讨论。

1.参与的主体。控辩量刑协商是在检察机关、犯罪嫌疑人之间展开。因此,检察机关和犯罪嫌疑人是当然的参与主体。从平等性的角度来看,检察机关和犯罪嫌疑人都有权提出协商。辩护律师或是值班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诉讼权益的维护者,应当属于必要的协商参与者,其作用不仅是帮助与检察机关进行协商,还能监督整个协商过程的公正性和自愿性。被害人虽然不直接参与协商,但根据控辩协商所蕴含的修复社会关系的属性,检察机关在与犯罪嫌疑人进行协商时应当及时听取被害人的意见。侦查机关和人民法院不参与协商过程。

2.协商的界限。控辩双方应当在何种的范围内展开协商。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协商无法就罪名和罪数进行协商,协商只限于量刑范围。当然,这与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和检察官的职权也有重要关系。我国检察机关不只是公诉机关,还是法律监督机关,因此,不论检察机关还是检察官,都不能从罪名和罪数上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律师进行协商。最后只能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前提下就量刑问题进行协商。而且即使控辩双方通过协商在量刑问题上达成一致,仍然要经过法官的实质性审查。

3.量刑的幅度。在量刑协商时,为确保犯罪嫌疑人对量刑有可期待,确保制度实施的生命力和活力,参照刑事和解程序在量刑指导意见中的规定,将适用认罪认罚作为从宽情节予以明确规定,即将实体上的从宽立法化。当然,与“自首”和“坦白”从宽的规定相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特点体现在“认罪”前提下的“认罚”,“认罚”这一概念无疑是对原有刑法规定的突破创新,而且这里的“从宽”与原有自首或坦白的从宽概念之间既有重合也有超越,其幅度必将大于单纯的自首或坦白从宽之幅度,否则单纯的程序从简并不能吸引犯罪嫌疑人对此进行选择。建议各地在量刑细则中依据认罪认罚的时间段、主观恶性、节约司法资源程度等设计出“层级式”的量刑减让规则,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早认罪,节约司法资源。

4.协商的效力。控辩协商的结果对控辩双方都具有约束力,原则上,双方都应当予以遵守,被告人不可以上诉,公诉机关不可以抗诉。除特殊原因外,法院在裁判中应当认可控辩量刑协商的结果。如果在庭审中,被告人、辩护人确有证据证明原量刑协商的结果不当的,检察机关可以与被告人、辩护人进行新的量刑协商,也可以由法院依法裁判。对于只要检察机关或者被告人一方不予认可的,该案件就不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5、协商的过程。从权利平等的角度来看,检察机关和犯罪嫌疑人都有权提出协商,也都有权终结协商。协商前提是检察机关和辩护人(值班律师)都进行了充分地阅卷和调查,检察机关也已经听取了被害人的意见。在协商时,应当先由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宣读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以及相关的证据材料。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值班律师)无异议的,检察机关可以基于全案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材料提出具体而明确的量刑意见,并应当告知量刑从宽的幅度。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值班律师)对犯罪事实或证据材料有异议的,检察机关应当记录在案,并予以说明解释。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值班律师)也可提出对量刑的期望,由控辩双方在法定幅度内进行协商。控辩双方协商一致的,检察机关应当记录在案,并由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悔过书。有条件的,应当对整个协商的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二)程序从简:从阶段到全程的整体覆盖

1.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履职细致与否、全面与否,直接关切后续审查起诉乃至司法审判的结果公正与否。就此而言,也意味着在侦查阶段中可以简化精简的侦查程序是有限的,但并不是不可作为的。一是扩大非羁押措施的使用。强制措施的从宽是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和节约司法资源的合理途径,针对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且能够提供保证人、保证金或者住所的,综合判断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侦查机关应优先使用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如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如此一方面可以减少对犯罪嫌疑人的审前羁押时间,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国家的追诉成本;二是简化拘留、申请批准逮捕等相关的侦查手续。在实践中,侦查机关在报拘留、申请逮捕时需要准备一定的文字材料,对案发经过、犯罪情节、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做详细地介绍。在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情况下,可以表格报请和审批的方式代替现有的文字形式申报材料,即能减少侦查人员的办案工作量,也能缩短手续办理时间,加快推进诉讼程序的进程。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可通过电子数据的形式在计算机系统中完成各项审批手续。

2.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其不仅有公诉职能,也有出罪权力。可考虑对现有程序进行优化:首先,设立认罪认罚从宽快速审查小组,建立专人专案制度。指定检察人员或是由检察院驻监部门协作,专职负责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案件,在案件分流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办案人员进行优化配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集中起诉处理;其次,严格把握法定不起诉,适当放宽酌定不起诉。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罚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适用免除刑罚的,检察机关应当切实地担负起繁简分流的职责,在审查起诉时,能够做出、敢于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其三,对于认罪认罚的案件,可以将所需准备的各类文字材料、法律文书等格式化,采用表格形式,减少文书制作上所需消耗的时间。

3.审判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围绕精简庭审程序展开的。在现有基础上,法院还可考虑从以下方面进一步简化:第一,集中开庭。将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进行集中排庭、集中审理,避免案件分配过于分散,降低审判效率。目前,上海部分法院中,是由立案庭作开庭排期的,开庭日期难免分散。本文建议,立案庭在收到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时重点审查案卷材料,将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转由刑事审判庭确定开庭日期,避免立案庭排期后再由业务庭更换时间,造成资源浪费;第二,通过远程开庭简化庭审方式。被告人不用到法院就在看守所设置的特定场所受审,法官在法院的法庭上通过视频方式远程审理案件。毋庸置疑,远程开庭方式可以降低审判成本,节约司法资源,还可以大大提高审判效率。鉴于远程开庭存在空间隔离,法官难以像当庭“面对面”审判那样及时、准确地观察到被告人的神情、临场反应等,难免在审查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等方面发生误判。因此,对于远程开庭方式应当慎重使用。一般只限于量刑较低的案件。同时,应当以被告人同意为条件。如果被告人不同意,还应当在法院“面对面”开庭审理案件;第三,采用科技手段辅助庭审。通过引入智能语音转换文字的系统,辅助书记员提高庭审记录的工作效率。在条件许可、案情简单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庭审录像直接代替庭审笔录;第四,以表格式的裁判文书代替现在的纯文字式的裁判文书。此外,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在审理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中,还可以通过“一审二陪”的方式优化合议庭组成人员,在法官员额制下充分利用人力资源。

(三)权利救济: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保障

1.程序选择权的互动。诉讼程序的正义不仅体现在被告人能够享有维护其实体利益的辩护权,也反映在享有关乎其程序利益的选择权,之前的由司法人员主导程序适用的司法实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正实现的彻底性,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程序的话语权是程序性从宽处罚的价值所在,更是刑事诉讼程序人性化、民主化的重要体现。因此,建议增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启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权利。

2.自愿性审查的确认。基于法院职能和中立性,必须由法院进行最终审查。以被告人主观上的“明知性”作为自愿性审查的前提,律师的参与是“明知性”保障的重要举措,审查的方式主要是在全面审查案件证据材料后,在确保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对被告人进行直接讯问,防止无辜者被迫认罪,权钱交易等。此外,庭审前、庭审中明确告知和释明认罪认罚的含义和后果,直接听取被告人或律师的意见。

3.撤回权的设置。如前文所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是控辩双方的一种协商,双方的妥协是协商基础。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来看,其作出的妥协是放弃获得完整庭审程序的权利以换来量刑上的从宽。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当被告人出于维护自身权益的情况下,应当允许被告人撤回认罪认罚,并由人民法院依法审判。

4.上诉权的限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初衷是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无条件的允许被告人提出上诉,反而增加了司法的支出。从程序角度来说,多数认罪认罚案件,一审程序可能系独任审判,被告人提出上诉后,否定了之前的认罪认罚,二审程序则以合议庭方式进行审理,有本末倒置之嫌。本文认为,刑事诉讼中设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初衷与民事诉讼中的小额诉讼程序基本一致,都是节省司法资源,应当允许在试点中作参照性的探索与尝试。即借鉴民事诉讼中的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例外情况是,如一审法院的量刑结果超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幅度,或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受胁迫而作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可提出上诉。

需要指出的是,上诉权是一项法定权利,在目前法律没有修订的情况下,不宜剥夺,对于一审程序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被告人上诉人的,二审法院可以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进行审查,必要时才提审上诉人。对此,须改进的配套措施是目前审判质效考核中的二审开庭率。实施认罪认罚从宽二审程序书面审理必然会影响到二审开庭率这一数据,为鼓励试点单位积极探索创新,建议先在试点法院取消此类案件二审开庭率的考核。

5.值班律师的实质化。目前,司法实践中,值班律师不能阅卷、取证,无法掌握案件全部事实、证据,对案件定性量刑的意见缺乏针对性、有效性。值班律师见证具结书签署过程,仅仅是从形式上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无法对明智性进行实质化审查。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对于扩大值班律师在控辩协商中的作用呼声极高,但在实践中遇到了瓶颈。从诉讼权利平等、保障人权以及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需要出发,我们建议将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的权利予以适当的扩大,比如阅卷权、取证、参与量刑协商。有学者担心在此类案件处理过程中赋予值班律师过多的权利是否存在违反诉讼经济原则之虞。我们认为此种担心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失之偏颇。诉讼经济原则固然要考虑,但主要是在诉讼程序上简化不必要的环节,对于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的维护则不能简化,特别是在涉及认罪认罚的问题上不能忽视律师对当事人的法律帮助。具体而言,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也没被指派辩护人的,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认罪认罚的,羁押场所的管理部门或是驻监的检察部门应当及时通知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律师:首先,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咨询;其次,通过阅卷、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方式认真审查案件事实、证据及定性;再次,根据案情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客观说明选择认罪认罚的利弊得失,协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主作出选择;最后,在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选择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后,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检察官进行量刑协商,并最大限度地为其争取从宽结果。需指出的,一旦控辩量刑协商意见达成,值班律师应及时退出诉讼程序,因为控辩双方的争议已经得到了协商解决,对抗性也已消解,基于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其继续参与的实质性意义不大,同时也避免架空法律援助辩护制度。

结语

所谓“试点”,应当存同求异,在试点的过程中,只要不违反现有规定,不突破法律框架,任何尝试和探索,任何观点和意见,都是有益经验,都有助于认罪认罚制度的理论构建和制度完善。因此,对于实务机关而言,作为试点工作的具体落实者,目光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分析,观点争辩,应当将理论、观点具体化为可操作性的指引,未来只有实现控辩双方协商法律化,法院审查实质化,律师参与正当化,才能充分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蕴含的公正与效率的契合。

【作者简介】

黄伯青,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审判员。

王明森,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