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权纠纷中的先期不当行为之抗辩及其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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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权纠纷中的先期不当行为之抗辩及其边界

【摘要】 人之名誉关乎人之尊严,而先期不当行为又具备了道义或法律可归责性。当不当行为人在因其不当行为所引发的后续名誉纠纷中主张给予权利保护时,司法裁判者如何划定被告所提出的不当行为之抗辩事由的要件边界,如何在对公民因受不当行为侵害所享有的批评言论权与对不当行为人合理的名誉权保护之间觅寻衡平点,乃本文所欲重点关注并予以深入探讨的主题。本文以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案例作为问题背景,通过立法现状、学术观点以及实务分歧的角度围绕前述主题展开讨论,并于最后提出了关于不当行为之抗辩的要件构成设计及其相应的边界设定。

一、问题的提出

(一)案例一

A某与B某系夫妻关系。作为公司高管的B某与公司员工C某之不当两性关系为A某获知后,A某通过秘密方式取得B某与C某的不雅照片与摄像,并将其公布于B某所在公司的电梯内。B某遂向法院提出A某侵犯其名誉权的民事诉讼。法院认为A某的行为客观上侵害了B某的名誉,判决A某消除影响并赔偿精神损失费。

(二)案例二

J某与M某系师生关系。在教学过程中,两人之间发生不正常关系,后M某取得了沾有J某精液的纸巾,并将其交予所在学校的纪检部门。与此同时,M某在校园网络朋友圈社交平台上公开指责J某长期强迫与其发生性关系。校方经鉴定确认精液系J某所有,遂经讨论决定以严重违反校纪为由取消了J某的校内领导职务并予以开除处理。J某以侵害名誉为由将M某告上法庭。法院通过审理认为M某的行为乃主张合法权益,且公开所述之内容确属事实的可能性极高,故不构成侵权,驳回了J某的诉请。

以上两例均系因一方先前之违背社会道德或公序良俗的不当行为继而引发相对方随后的公开揭发或举报,并致涉讼。两案的诉讼中,被告一方均提出了“原告存在先期不当行为”的抗辩事由,前例经法院审理被认定构成名誉侵权,而后例则未能被定性为名誉侵权。两例截然相反,却都不无道理,由此引发了司法实践的深深困惑与极大争议。那么我们对此现象究竟该如何评价呢?先前不当行为者的名誉是否应当得到保护呢?对其保护的边界又应如何把握呢?司法者应如何权衡揭发者的维权主张与被揭发者的名誉保护之间的关系呢?

二、国内立法现状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等民事立法虽对名誉权保护作出了规定,但规则均较为原则与抽象,甚至只提及了概念名词,1解释空隙较大,对前述案例所反映之具体问题难以给予正面的回应。学者亦指出,在我国立法上没有关于名誉权侵权特殊抗辩事由的任何规定。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行立法设计上的不科学与粗疏,其完整性、系统性尚有待改进。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曾对名誉权侵权的构成要件作出相对具体的规范。该解释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但该解释并未对名誉侵权的抗辩事项作出任何规定。

与本文案例之主要事实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法源则主要集中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名誉权案件办理问题所公布的司法解释中。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八条指出:“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人民法院应根据不同情况处理: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1998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指出:“公民依法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他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他人以检举、控告侵害其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借检举、控告之名侮辱、诽谤他人,造成他人名誉损害,当事人以其名誉权受到侵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从以上司法解释来分析,“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只要所公布之内容属实,那么公布者不承担名誉侵权责任。如果“检举、控告违法违纪行为”系向“特定部门”作出的,那么也作相同处理。此二者乃系针对名誉侵权主张者的抗辩事由。但笔者于此仍存质疑:如果属实之内容涉及他人之私密,且该私密与他人之名誉紧密连接,那么公布者是否就可以不顾及时间因素与范围因素而随意散播相关内容呢?本文所引两案例中的不当行为事实即属与名誉直接挂钩的私密性事实,此乃其一。其二,自媒体时代所带来的信息爆炸式的传播模式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一种因素,诸如案例二中所出现的在校园内部网络平台公布他人不当行为的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系向特定部门(校方)检举揭发?是否还可将之归入正当声明、合理维权之抗辩范畴?这些均值得商榷。

三、学界观点

(一)名誉侵权特殊抗辩事由

国内有学者在参鉴英国《诽谤法案2013》(Defamation Act 2013)的基础上,建议以“事实基本真实”、“诚实意见”、“基于公共利益的负责人发布”、“权威消息来源”和“正当学术批评”等具体事由作为我国名誉侵权的正当抗辩理据。3依笔者管见,上述学者意见中的抗辩事由均系从“信息公布者所作评价的正当性”的角度而作出的类型化界定,即使是批评性言论也被限定为“正义的批评性言论”4,但其均未对所发布之言论信息的具体内容或性质予以进一步的深入界分,更未虑及到“正义批评”与“恶意评论”之间尚存大片空白地带且其中也可能蕴藏着不良负面性评价的情形,故而学者意见亦难免百密一疏,未能解决当事人提出“先期不当行为”之抗辩的理解与界定问题。特别是学者建议中的“事实基本真实”,其灵感来源于英国法上的“真实”抗辩,即一旦陈述的真实性获得证明,被告便可以据此抗辩原告的名誉权侵权请求。5但笔者认为“事实基本真实”并不能包罗万象,类似“不当行为”等可能涉及道德负面评价的行为及其私密性问题似未被虑及,如对先期不当行为人违反公德行为的责难性评价,其评价可能包含的事实信息为真,但却直接涉入他人之生活私密,不加时间与范围区分的公布是否妥当呢?负面信息的公布与名誉保护的冲突问题颇值得商讨。

(二)无端型社会评价与自缚型社会评价

笔者认为,名誉受损从原因类型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无端型的社会评价降低与自缚型的社会评价降低。所谓无端型的社会评价降低即指并未从事某种负面行为或并未陷入某种不利状态却被他人认为已经从事该行为或陷入该状态,从而导致社会评价降低。自缚型的社会评价降低则指因其已从事了某种负面行为或已陷入某种不利状态,就该行为、该状态被他人知悉而导致的社会评价降低。在无端型的社会评价降低时,因被侵权人并无任何过错而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明显符合名誉侵权之要件;但在自缚型的社会评价降低情形下,因不当行为或不利状态之先行为被揭露从而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时,因其自身原本就存在过错,是否能够因此减少、折抵甚至免除侵权责任?因为名誉侵权属于侵权责任范畴,侵权责任除几种特别侵权行为不适用过错相抵原则之外,多数情况均适用过错相抵,是故构成名誉权侵害时,当然能以先前之不当行为而减少侵权人之责任。

四、司法实践分歧原因分析

(一)道德情感与法律理性的冲突

前述案例一与案例二所引发的实践分歧本质上根源于司法人员对先期不当行为人的道德负面评价与其名誉权保护的情感对立与冲突,是否因曾经的不道德行为而否定其享有相应名誉保护的权益?

客观地说,道德评断与司法裁判有时难以被绝对化地割裂,情法交融的情境与现象在司法实践中俯拾皆是。道德情感对法官法律思维的影响不容小觑,有时甚至沁入至司法的理性分析与逻辑判断。美国法官特雷诺认为,法官的职责就是不断地选择某一种政策而舍弃另外一种政策。6尤其当法官遇见道德政策与法律政策的冲突时,其面临着一种两难抉择,这长期困扰着司法裁判者。

潘德克顿学派的权威学者温特谢德指出:“法律首先是对人类自由的确认而非限制;限制只是确认以受保障的另一面……实在法保护权利,道德律施加义务。”7循此,法官在对不当行为或类似事实作出法律评价时应避免道德准则的全盘介入,进而剥蚀、排挤了法律与理性的适用空间。道德情感确实影响着我们的法理适用,但前者绝不能决定甚或取代后者。在审判中,理性的智识力量始终应占据主导地位,作为这种“力量代表”的实在法及其执行也必须以偏向私权利的保护作为其一贯的主旨,而道德(尤其作为微观个体的道德偏好)在其中只应起到某些判断裁量的辅助性功能或有限引导效果,即不得过多掺入法官主观的情感概念。因此,哪怕存在强烈的道德直觉冲击,我们也不可无视、搁置、偏废现行法律(实在法)的理性指引与规则要求,而应秉公执行立法之指令。法律规则的内容可以经由立法而道德化,但其在司法中的适用与执行却需尽可能地抑制道德化的倾向。

因此,先期不当行为的实施者即便应受道德斥责,但我们对其之司法评价也不应被爱憎喜恶等情感反应所左右,更不能令后者“绑架”司法。

(二)抽象立法与正当司法

也有人总是倾向于将诸如此类的司法分歧局面归咎于立法的不完善、不健全。笔者认为,我们不要一味责备、诟病立法的简单或粗陋,抽象性本就是立法之重要特征,而“顾此失彼”的现象更是民事立法的“家常便饭”,我们无须对此大惊小怪。亦基于此,法官作为司法者的价值才得以彰显。他们应当本着自己的良知、经验、专业与技巧,填补法律漏洞、矫正法律不公、弥合法律与社会的疏离,甚或创制新的行为准则以缝补立法缺失。但这一切均需以法官对现行法律规则之充分尊重并穷尽检索仍无法达致正义之裁判为前提基础,除此之外,其当然无权从事“法外之司法”。

因此,法官对抽象之“黑体字规则”的正当解读与技术性司法乃是我们的首要职责所在,其中对于法律文本的精准而科学的解释与适用应为司法的重中之重,而法学方法尤其是法律解释方法则无疑成为一把“核心钥匙”。如是,正确解读并深入把握前述最高法院关于名誉权案件的两则司法解释实乃破题之要。

五、名誉侵权之不当行为抗辩的要件构成

综合最高法院的相关解释精神,并结合相关实践案例所面临的问题,笔者拟对“不当行为”抗辩得以成立的构成要件及适用提出如下拙见:

(一)不当行为事实之高度可能性

该要件主要针对不当行为的事实发布。受到道德负面评价的不当行为的存在事实乃此类名誉侵权纠纷发生的先决条件,前者乃后者的必要条件。如果不存在前期的不当行为事实,名誉侵权之不当行为抗辩自不会发生。离开了“不当行为事实”这个特殊前提设置,名誉权纠纷则转入了其他名誉侵权事由的讨论范畴中,裁判者适用一般的名誉侵权构成要件通常即可作出准确的司法评价。

我们还应注意,不当行为一旦得以证实,通常就具备了道义归咎性,故司法对于该事项的认定对于行为人的名誉等人格权益影响极大。因此,对于不当行为事实的真实性证明标准与举证责任应采审慎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故而,当事人对于前述“不当行为事实”的真实性证明也只要达到“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标准即可,而非适用“客观事实”的证明标准。同时,“具有高度可能性”的不当行为事实往往蕴含于被告所发表的抗辩或反驳意见之中,乃被告所主张的积极事实,故而对于该节事实通常应由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若其无法就此提供证据证明的,则司法者只需适用一般名誉侵权之要件规则予以涵摄裁判。当然,从严格的立法意义上来说,我们所主张的在名誉权纠纷中由被告就其“先期不当行为”抗辩事由中的“事实高度可能”进行举证的做法,目前在法律上尚无根据,但纵观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法或司法,多数实行即是被告举证的倒置原则。8其具有一定的司法逻辑理性。

(二)言论目的的维权性与手段方式的非恶性

该要件主要围绕观点发表的方式和目的而展开。传统名誉侵权的“社会评价降低”中的“社会”的概念解释较为宽松,范围可大可小,而揭露他人先期不当行为使他人“社会评价降低”中的“社会”一语的定性应适当予以区隔把关,原则上必须“超过合理之限度范围”的揭露或公布行为才构成侵权,否则可能阻逆、甚或打击了正当维权行为的伸张。

笔者认为,上述“合理范围”的界定与把握可根据声称受到不当行为侵害之人的后期行为手段与目的予以考量。而此处的“目的”通常会外化为具体的“行为手段”,我们一般通过“行为手段”等客观表征可以较准确地分析、推知行为者实施行为时的情绪与心理控制等主观性征。主观特性不仅作为在大陆法系作为侵权构成要件之一,在英美国家亦十分重要。在美国,“个人提起诽谤诉讼时,举证内容不能仅限于被告的不实陈述对本人造成的伤害,至少还应当证明被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9

举例来说,受害者公开揭发不当行为时正处于“无预谋的”或“激情发泄的”心理状态(如在办公室或走廊上等相对较小的、公开性有限的范围内突然爆发怒火并指责不当行为人),则可以推断其行为更多地源于主观上强烈的维权态度与义愤之情,系“一时兴起”,不存在蓄意、恶性丑化或侮辱的故意。我们可以将此种情境定义为“维权伸张”,并应允许其包含有合理限度范围内的负面偏见性语辞或指责性评价,更不必是严谨审慎、深思熟虑的评论。反之,若客观环境证据显示出信息公布者揭发不当行为乃基于长期预谋性与恶意报复性,如不当行为结果发生后已历许久,信息公布者有明显蓄意选择在容易引发轰动效果的公共场所或类似特定环境中不加选择地实施公开发表过分偏激或完全不负责任言论等揭丑行为,则应被认定为“超越合理限度”的不当揭露行为。我们可将此类行为归入“恶意报复”之范畴,其通常采用了不合理的信息公布手段与方式,公布时间与场合均具有非正当性,也可能包含有过激性语辞或负性评价,一般带有侮辱或超限度的人身攻击性文字或言论。而受到该种信息公布影响的先期不当行为者才能被定性为“真正的名誉受害人”。10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度与公民权益的保护密切关联,尤其批评指责性评论与名誉权保护之间更需要司法智慧寻找一种难得的和谐点。对于主张不当行为之抗辩者而言,即使其已证实了先期不当行为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其也可能因其所公布的信息内容的非正当性(如涉及私密性、非道德性等)或公布手段方式的不合理性而构成名誉侵权。

(三)其他不实信息的非显著性

该要件具有补强之性质,用于填补前述要件所存之罅隙。所谓“非显著性”,关键在于审查信息公布者所公布的信息中是否含有其他不具备事实基础的对于不当行为人的归咎性内容,且该内容是否会严重伤害当事人之名誉。如果除“不当行为”事实外的其他信息显著具有名誉侵害性,则不论“不当行为”是否真实成立及其性质如何,对于此公布信息的行为即可被司法确认为名誉侵权。

(四)正当隐私不受侵犯性

如前所述,严重不实信息的公布当然损及他人名誉,但真实信息的公开也并非“安然无事”。不当行为很可能涉及他人隐私,但基于该不当行为的先在性,作为利害关系人仅针对该不当行为进行披露,若方式手段、主观状态尚属上文所述的合理范围,则司法可不认定为名誉权侵害。但若是在对他人不当行为披露时,还涉及该他人其他正当隐私或其家人隐私而致使他人社会评价降低,则无疑将被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五)双向不当行为或“不当交易”行为之考量

若当事双方均彼此施行了相互性的不当行为(如彼此明知的不当男女关系),甚至是开展了某种“不当交易”行为(如卖淫嫖娼),一方就对方之不当行为进行揭露时,还需考量其自身不当行为发生之主观状态、程度、危害性等。此时,该揭露行为难以认定为具备一方维权之属性。特别是在前述“不当交易”之情形下,一方提出之名誉权保护有时很难为司法经验所认同。

六、结

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对于名誉侵权纠纷案件中“先期不当行为”的抗辩研究甚浅,导致实践中的裁判各异,莫衷一是,这与我们倡导的司法统一理想相去甚远,也极大影响了司法裁判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本文所探讨的“不当行为”抗辩问题或只是目前司法实务中的“冰山一角”,相信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提升,合理维权、言论自由与名誉保护之间的冲突与争议必将日益凸显,对此如何协调平衡也将考验司法裁判者的智慧与技巧。

【作者简介】

作者:李乾,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长、审判员。

奚懿,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

 

 

注释:

[1]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该法完全未对相应权利的侵权构成要件、保护方式、对应的抗辩事由等规定具体条款。

[2]姜战军:“中、英名誉权侵权特殊抗辩事由评价、比较与中国法的完善”,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3期,第101页。

[3]姜战军:“中、英名誉权侵权特殊抗辩事由评价、比较与中国法的完善”,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3期,第110页。

[4]魏永征:“名誉权事实真伪的举证责任及相关问题”,载《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2期,第5页。

[5]Vera Birmingham & Carol BrennanTort LawDirec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301-3052008.

[6]Roger J. TraynorThe Limits of Judicial Creativity63 Iowa Law Review 1121977.

[7]温特谢德:《法学的任务》,该演讲发表于18841031日,转引自【美】威廉.B.埃瓦尔德著《比较法哲学》,于庆生、郭宪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226页。

[8]魏永征:“名誉权事实真伪的举证责任及相关问题”,载《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2期,第7-8页。

[9]【美】安东尼﹒刘易斯著:《批评官员的尺度》,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9页。

[10]Robin Shaw & Paul ChamberlainLibel Reform: Draft Defamation Bill Seeks a Legal Balance but Ignores the Costs Issues162Comms. L.49-51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