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责任制背景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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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在广州组织召开“羊城杯”新时代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讨会暨征文活动颁奖会。最高法院副院长李少平、司改办主任胡仕浩等领导出席会议。最高法院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全国各高院司改工作负责人、征文获奖作者等100余人参加会议。我院阮忠良副院长作为特邀法院代表出席研讨会,并作与谈交流,围绕推进新型审判团队建设介绍了我院经验做法和工作思路,受到了与会人员的关注和肯定。我院王宗光、邱波同志合作撰写的论文荣获征文二等奖。现将阮忠良副院长的与谈交流,王宗光、邱波同志的论文分别予以全文编发,供学习参考。

司法责任制背景下

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的思考与探索

王宗光、邱波

【摘要】专业法官会议制度是本次司法体制改革的创新机制,作为司法责任制的重要环节,主要负责讨论研究本审判业务庭或审判专业领域内的重大、复杂、疑难和新类型案件,以及涉及法律适用统一等与审判业务有关的问题。1区别于以往各类法官联席会议,专业法官会议系业务骨干组成的咨询性会议,在取消院庭长案件审批权限后,成为规范裁判尺度、统一法律适用的关键平台。本文以Y中级法院3年来的专业法官会议运行状态为样本2,以司法责任制为逻辑起点,对专业法官会议运行进行实证考察和制度反思,尝试对专业法官会议规则再构展开探讨。

一、现状展示:专业法官会议的运行状况考察

(一)选取样本

Y中级法院作为司法体制改革首批试点单位,从2014年4月起率先开始了本轮司法体制改革,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施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的经验,笔者尝试以“解剖麻雀”的形式,全面、客观的揭示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的实施效果和制度价值。如图1所示,专业法官会议广泛分布在民(商)事、刑事、行政等不同业务领域。

图1 Y中级法院近3年专业法官会议分布情况(单位:件)

上述样本中,民(商)事领域的专业法官会议共计498件,占比71.8%,刑事领域的专业法官会议共计185件,占比26.7%,行政领域的专业法官会议共计11件,占比1.6%。从讨论案件的性质可以看出,民(商)事领域的专业法官会议较多,显示出当前民、商事纠纷体量大、问题复杂,统一适法工作还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

(二)考察内容

由于专业法官会议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笔者以每个阶段为考察对象,以“提请——运行——实施效果”为主线,探讨专业法官会议的运行状态。

1、专业法官会议的提请

在选取的样本中,对专业法官会议的提请主体进行了统计,如下图所示:

图2 专业法官会议各个主体提请讨论案件数量(单位:件)

从上图可以看出,院、庭领导提请召开的数量共计466件,占总数的67.1%,近2/3的专业法官会议是由院、庭长提请召开的,而合议庭提请召开的比例只有32.9%。在司法责任制推行之后,如何在对法官放权的同时加强审判监督,成为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作为院庭长审判监督的重要平台,专业法官会议意义重大,但仍需把握好监督审判与行政干预的边界。换言之,院庭长监督审判职能与司法体制改革去行政化目标,需要仔细区分和慎重把握。

2、专业法官会议的运行

在选取的样本中,笔者对案件的性质和内容进行了质和量的分析,按照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的性质,进行了分类,大致如下图所示:

图3 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的性质和数量(单位:件)

如上图所示,涉及重大、疑难、复杂问题的案件最多,共计372件,占据了总数的53.6%。院庭长认为有必要、合议庭有意见重大分歧、社会影响较大等共计184件,占26.51%。统一法律适用问题的讨论相对较少,只有138件,占19.88%。这说明,专业法官会议的召开主要集中在重大、疑难、复杂问题案件的讨论上,原本被寄以厚望的总结审判经验、统一裁判尺度的制度功能尚未显现,凸显了当前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仍有改进的空间。

3、专业法官会议的实施效果

(1)对合议庭的影响

由于专业法官会议的咨询意见仅供合议庭参考,合议庭复议后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笔者从选取的样本中得到了如下数据:

图4 合议庭是否采纳专业法官会议意见(单位:件)

如上图所示,合议庭与专业法官会议意见一致的情况共计491件,不一致的情况共计203件,其中合议庭采纳和部分采纳的情况共计178件,不采纳的情况共计25件。换言之,当合议庭与专业法官会议的意见有分歧时,合议庭采纳、部分采纳的情况占比高达87.68%,这说明绝大部分有分歧的案件,合议庭最终选择了完全或者部分接受专业法官会议意见。可见,尽管专业法官会议的咨询意见形式上没有强制约束力,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合议庭办案仍然存在实质性的影响。

(2)对审判委员会的影响

按照制度设计,专业法官会议的一项重要功能便是疏解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配合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成效如何,如下图所示。

图5 专业法官会议与审判委员会的运行状况(单位:件)

可以看出,随着专业法官会议制度运行常态化,通过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符合制度设计预期目标,为进一步推动审判委员会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专业法官会议和审判委员会的案件讨论数量,均明显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说明随着司法责任制下沉效应显现,合议庭负责制逐步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不需要“上会”的案件就不要“上会”,让合议庭独立裁判。总之,“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逐步成为法院从上到下的铁律。

二、结构解析:影响专业法官会议运行效果的问题梳理与原因透视

(一)问题梳理

专业法官会议是新机制,各地法院都处在摸索过程中,总结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也暴露了不少问题。笔者仍然以专业法官会议全流程为视角,审视专业法官会议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讨论范围不明晰。专业法官会议的职能到底如何定位,讨论业务范围如何,这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先决条件。按照司法责任制的规划,专业法官会议的职能只有总结审判经验、统一裁判尺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的司法改革政策解读,专业法官会议的设计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确保案件质量;二是统一法律适用;三是促进业务交流;四是配合审判委员会改革,明确规定事实认定问题不得提交会议讨论,仅讨论法律适用问题。3从笔者取得的样本和调查访谈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专业法官会议存在案件讨论范围不明确的问题,大部分会议集中于个案讨论,甚至存在大量讨论事实认定问题的情况。讨论范围不明晰,使得专业法官会议越俎代庖,超越权限讨论本属于合议庭负责的事实认定问题,与司法责任制的制度设计不符。

2、提请程序不合理。如前文所述,有67.1%的专业法官会议由院庭长发起,合议庭提请只占32.9%。就此,笔者又查阅了多地的专业法官会议工作规则,发现院庭长提请是常态,更有甚者,所有专业法官会议的提请,皆需经过法院院长审批方可召开,4罕有明文约束或者限制。“由于内部风险分担机制的缺失与行政化思维的延续,一些不那么重大疑难的案件也会纳入法官会议讨论,有些法院甚至将法官会议讨论作为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的前置程序。”5部分地区法院规定,原则上只有审判长资格的法官才可以参加专业法官会议6,这使得专业法官会议成为部分法官的特权。暴露的这些问题,显示各地法院仍存在行政干预审判的冲动,提请程序的行政化色彩浓厚为领导干预审判预留出了空间。

3.议事规则不精细。如下表问卷调查的数据所示,议事规则问题已经成为专业法官会议最大的问题。笔者查阅了多地的专业法官会议工作规则,仅有极个别法院详细规定了议事规则问题7,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调查数据的准确性。议事规则不精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各地法院对提议、主持人选择、发言顺序、发表意见等问题仅作原则性规定,对于回避、出席人数、缺席人员意见表达、主持人总结等问题规定的也不全面,甚至没有规定。议事规则说到底就是程序问题,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离不开程序公正。程序公正又具有其独立的价值。8专业法官会议每个组成人员都具有平等地位,各自独立发表意见,发扬了充分的民主。民主的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任何形式的制度,而取决于实际决策过程。9这说明科学的议事规则对公正与民主的重要意义。议事规则不精细的问题,显示部分法院对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的思考较为浅显,忽略了程序公正和司法民主,形式化、表面化倾向比较突出。

表1 法官对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存在问题的选项(多选)

4、结果运用不充分。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大量案件,无论是个案还是类案,形成了很多较好的经验和做法。目前,许多经验做法仅留存在档案或者卷宗中,没有转化成法官日常办案指南。如前文所述,Y中级法院近3年来召开专业法官会议共计694次,成果转化微乎其微。该情况使得专业法官会议运行效果并不理想,类似案件重复讨论的情况普遍存在,会议形成的讨论意见或者总结的裁判要旨,没有形成可参照、可复制的办案指南。这些成果都是许多法官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原因透视

由于专业法官会议是新机制,司法实践中不断尝试的过程,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出现上述问题无可厚非,但还是需要认真分析背后原因,探讨出现问题的内在逻辑,以便思考应对之策。

1、本质属性缺陷:亲历性不足短板难以补足

由于专业法官会议的性质,决定了其不能亲历庭审、查明事实,而只能凭借承办法官、合议庭等汇报案情,间接的了解案件情况。长期以来,审判委员会之所以遭人诟病,重要原因也在于此,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违背司法规律。亲历性不足是专业法官会议的先天缺陷,无法填补这一缺陷,如下图问卷调查的数据所示,专业法官会议的意见已经产生实质性影响,正因如此,顶层之制度设计预先排除了事实认定问题的讨论,以免出现与审判委员会同样的问题。专业法官会议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其不能参与案件事实认定之中,理论上应当由合议庭全权负责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亲历性不足的特点,使得专业法官会议讨论范围应当有限,也不应过限,而实际上大量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需要讨论,这与司法责任制的本意相违背,难以解决。

图6 你认为专业法官会议的意见对合议庭的事实认定是否有实质性影响(单位:个人)

2、司法文化制约:审判制度去行政化不彻底

在传统的司法文化中,行政化色彩本就浓厚,如何防止“新机制”的行政化倾向,成为司法改革的新课题。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思路,有助于破解审判权运行过程中长期存在的行政化问题。10司法责任制是司法改革的“牛鼻子”,抓住这个核心问题,才能根除司法文化中行政化的毒瘤。一直以来,行政化倾向始终存在于司法实践之中,成为阻碍专业法官会议制度正确推行和回归本质的最大障碍。原本打算减少行政干预审判,强化合议庭独立办案,并没有打算让专业法官会议行使审判职能,但专业法官会议已经对合议庭和承办法官办案产生了直接的和实质性的影响,真正要落实审判责任制,任重道远。

3、成果经验匮乏:理论与实践准备不足

专业法官会议作为司法改革的“新机制”,不能简单以审判委员会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来设计专业法官会议制度。专业法官会议应该返璞归真,作为法官办案的智囊团,回归其本来面目。然而,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界,对于“新机制”,理性思考和制度储备均不充分。对于职能定位、组成人员、议事规则、配套制度等,各方都存在争议。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国外类似制度也很少,理论界对此研究得并不充分,更不用论及提出合理化建议,完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最高法院与地方法院的相关规定并非完全一致,各地法院之间的理解不尽相同,笔者查阅到的各地法院专业法官会议工作规则也是五花八门,司法界对“新机制”的理解分歧颇多。

4、主观能动缺位:法官群体不认同

法官群体对审判责任制的认同感,与专业法官会议取得实效有密切关系,如下图问卷调查的数据所示,法官群体对专业法官会议成效评价中,选择“没有成效”和“成效一般”占受访法官的53.7%,“成效明显”所占比例仅46.3%。这显示专业法官会议运行效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司法责任制的提出,对司法界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法官独立办案真正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然而,对于法官们来说,可能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制度的价值。从个人角度来说,法官首先需要关注生存,其次关注发展,最终才会关注公平正义。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司法只是中国社会制度的很小部分,当下很多司法问题无法通过出台司法责任制,就能完全解决,所以部分法官缺乏认同感。

图7 法官对专业法官会议成效的总体评价(单位:个人)

5、制度支撑乏力:与运行效果相关的制度体系不完善

在制度的系统中,许多制度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在有序的运行中,形成有机的整体。专业法官会议的运行亦是如此,没有其他配套制度的支持,很难想象专业法官会议可以取得实效。这些配套制度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审判委员会对专业法官会议组成人员的动态调整机制,审判委员会对专业法官会议运行的监督机制,专业法官会议对审判委员会的案件分流机制,审判管理办公室与专业法官会议的协调配合机制,研究室对各个业务条线的专业法官会议成果总结机制,政治部对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折合一定的工作量用以增加法官的绩效等。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机制都是空白,配套机制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关乎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的成败。

三、改进思路:专业法官会议制度路径探索

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的路径探索,需要在理论上大胆假设,在实践中小心求证,没有任何现成制度可以直接使用,唯有借鉴有价值的经验、传承优良的制度传统、正确把握司法规律,才能逐步探索出符合法院实际情况的制度。

(一)借鉴域外经验

专业法官会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议事制度在司法工作中的创新之举,从域外经验来看,也仅有少数国家或者地区存在类似的做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并不赞成机械的移植国外制度,而是期待可以从域外近似制度得到启发。

表2 域外法官会议制度

借鉴域外经验检视我国当下的问题,或许可以得到某些启发,一方面,专业法官会议可以尝试扩大参会法官群体,让更多的年轻骨干参与,另一方面,以数量或者比率限定会议的有效出席人数,否则另行择期召开。此外,还可以对专业法官会议讨论事项作出明确规定,如案件法律适用、讨论指导性案例等,除此之外的事项皆不能讨论。

(二)重视本土资源

专业法官会议虽然是新机制,却根植于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的经验积累。从我国的经验来看,专业法官会议是近些年来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主审法官联席会议制度等实践与反思所形成的最新成果。

表3 现有案件研讨机制

专业法官会议制度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重要一环,具有极大的实践价值与理论价值。一方面,专业法官会议源于最初的审判长联席会议、主审法官联席会议,各类联席会议解决诸如行政化、个案化等问题的好方法,值得借鉴。另一方面,理论界和司法界对审判委员会的现存问题和解决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理性思考和实践检验,专业法官会议可以适当参考。

(三)遵循司法规律

作为本次司法体制改革的最新制度成果,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建设应坚持“符合国情和遵循司法规律相结合” 的思路,以司法规律为主线,设计符合我国国情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

专业法官会议制度设计应遵循司法规律,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法官办案的独立性。院庭长通过专业法官会议干预案件审判的可能性仍需在制度上予以消除,保障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力。

2、坚持法官办案的亲历性。对于案件的事实认定,必须坚持亲历性原则,保证法官对案件的直观认识,专业法官会议必须坚持仅讨论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3、加强对法官行使审判权力的监督。法官审判权力放开之后,需要加强院庭长对案件审判的监督,审判权力需要独立行使,更需要全方位的监督。

四、机制探索: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的规则再构

改进专业法官会议制度是体系化的过程,要以改进思路为指引,从宏观层面构建完整的制度体系,从微观操作层面回应宏观设计,改进具体措施。剩下的问题是如何把自上而下的变化与自下而上的变化结合起来,让两者互动。这不是某一方的片面要求,而是一个双方或多方互动的过程,如何激活这种互动过程是成功的关键。

(一)宏观层面构建制度体系

1、以法律形式明确定位专业法官会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专业法官会议的法律定位问题是首要问题。专业法官会议不能仅仅凭借政策解读、会议纪要等形式形成规范,规范的位阶如果太低,无法切实保障司法责任制落到实处。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做法、一些问题存在分歧、争议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法律未对专业法官会议的含义、范围、职能等作出规定。目前正在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可以把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列入其中,定位其为案件咨询机制,明确其总结审判经验、统一裁判尺度的职能,使其在法院制度体系及司法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法律的确认。

2、完善配套制度的衔接机制。如果把专业法官会议和相关制度看成一个体系,将“系统论”范式引入司法政策功能定位研究领域,那么就是要借助“系统论”范式,确定并考察影响司法政策功能定位的诸方面要素,进而结合这些要素特征展开整体性研究。 换言之,即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利于司法政策发挥整体性功能。专业法官会议作为承载着司法责任制的重要平台,为审判委员会过滤案件、为合议庭提供智力支持,与诸多机制相互联通。可以尝试理顺各个机制之间的关系:第一,配合审判委员会压缩讨论案件范围,实现过滤和分流案件功能;第二,协助研究室实施成果转化,实现案例指导功能;第三,促进合议庭科学评议,强化合议庭负责功能;第四,配合政策宣传教育,强化法官的使命感、认同感。

3、明确专业法官会议履职权责。有权力就必须有监督,专业法官会议虽属咨询机制,然而,专业法官会议集中了主管院长、相关业务领域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审判长等,他们对案件审判最有影响力。专业法官会议的权力仍属于司法权的范畴,“具有权力的一般属性,在运行中仍会有发生懈怠、滥用或异化的可能,对其进行监督是现代权力控制的必然要求。” 应当完善专业法官会议监督机制,设定必要的责任和义务,不能因为合议庭有最终决定权,就忽略对专业法官会议的监督。可以尝试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履职考评机制,细化专业法官会议组成人员的履职权力和责任,考评结果与评奖评优挂钩或者用以折算绩效,使得履职考评不会流于形式。司法实践证明,权责明晰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是公正司法、高效司法、廉洁司法的重要保障。

4、健全院庭长审判管理监督机制。专业法官会议既是案件研讨机制,也是审判管理监督平台。尽管司法责任制的预期目标是去行政化,加强对法官放权的力度,削弱院庭长对审判的干预,但是实际情况是,审判管理也难以逃脱“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魔咒。面对过去司法实践中的过度行政化干预,政策制定者决心要去除司法领域的行政化顽疾,但同时也仍然保持谨慎态度,强化院庭长对案件的管理监督。笔者认为,在专业法官会议制度体系中,有必要理顺充分放权与强化监管的关系,规范审判管理监督机制,可以考虑细化审判管理监督工作规则,实现专业法官会议全流程监管,同时,建立院庭长监管信息记录与留卷保存制度。

(二)微观层面细化改进措施

1、建设合理的专业法官会议成员库。“原则上员额法官都有资格作为专业法官会议成员,不宜仅将成员身份限定为资深法官或者高级法官” ,可以扩大专业法官会议组成人员群体,使业务骨干都有机会参与专业法官会议,让法官“借脑”更加彻底。此外,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解读没有对专业法官会议成员的回避问题作出规定,但是笔者认为针对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法官,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参照审判委员会的回避制度做出明确规定。

2、明确设定会议讨论范围。专业法官会议讨论范围尚无细则指引,仅有原则性规定,各地法院出台的办法也是各有不同。人民法院应当围绕专业法官会议的职能和定位,详细规定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范围,事实认定问题不得提交会议讨论。规范讨论范围,有助于节约司法资源,可以尝试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以正式司法文件或者办案指南手册的方式,详细规定案件法律适用、类案归纳、指导性案例研究等系列问题,可以在专业法官会议上讨论,其他无关事项不必提交会议。

3、科学设计会议提请环节。专业法官会议的召开原则上只能由院庭长、合议庭提出,为了避免行政干预审判,可以对各个主体的提请范围、条件、程序做出明确规定,并且将提请文档留存备查。某些地方法院进行了大胆尝试,规定审判管理办公室也有提请资格,笔者赞成这种做法,主要考虑高、中院的审判管理办公室也有指导辖区法院办案的职能。某些法院取消合议庭提请审批环节,笔者认为,目前院庭长审批环节不宜完全取消,审批有助于过滤案件、强化监督,但应尽量简化合议庭提请召开的审批流程。此外,可以尝试由专门人员负责会议事务性工作,做好会前材料准备工作,提前数日将案件资料交付参会人员,严格规定出席人数或者比例,确保专业法官会议有质量、有效率进行。

4、制定科学详细的议事规则。议事规则问题是专业法官会议的中心问题,应当尽量从顶层设计角度,融合司法责任制的要求,对议事规则作出明确规定。规范议事范围,原则上限定在讨论案件法律适用的范围内,能不“上会”讨论的便不“上会”讨论,明确事实认定问题不得讨论,由合议庭负责,真正贯彻司法责任制的要求。明确发言顺序,按照法官等级由低到高,主持人最后发言,充分保障每个人独立发表意见的权利,多数意见决定,少数意见记录保存,缺席讨论且没有听取案件汇报的组成人员,原则上不能委托他人发表意见。此外,在讨论过程中,应当建立适当的辩论制度,避免案件讨论形式化、不细致、不深入。

5、推进专业法官会议成果转化。成果转化是专业法官会议的短板,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适时出台具体举措,补齐转化机制的短板。正如前文所述,专业法官会议大量的时间用于讨论个案,对于类案研究、统一法律适用、总结审判经验等业务,很少涉及。有鉴于此,应当加强个案学习与类案研究相结合,总结具有典型意义的审判经验,通过研究室或者审判管理办公室等形成裁判要旨或者正式文件,高、中院甚至可以以通知、办案指南等形式,下发辖区法院,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还可以加强个案总结,对于社会效果较好的案件处理方式,可以形成业务庭内部文件,用于今后的审判实践。

结 语

专业法官会议作为推行司法责任制过程中的重要制度创新,如何有效运行,没有多少经验可供直接使用,需要从宏观规划和微观构建出发,逐步摸索经验。学术界和各地法院分别作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考和探索,为完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实践支持。本文旨在以实证考察为基础,积极思考当前困境的内在逻辑,探索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思路。随着司法责任制后统一法律适用机制的不断完善,合议庭负责制成为普遍认知,专业法官会议或许也会逐步淡出我们的视野。“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 ,对于专业法官会议这样的新机制,就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寻找出路和方向。而本文所做的思考与探索,也只是一个开始。

【作者简介】

王宗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审判员。

邱 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助理。

注 释:

1.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专业法官会议的规定》第1条。

2.笔者选取了从2014年4月至2017年3月,Y中级法院召开的694次专业法官会议,同时,对上海市的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海事法院的54名法官进行了问卷调查,对其中部分法官进行了访谈。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做好司法改革政策解读工作的通知》(法[2017]86号)第45项。

4.参见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规则(试行)》第4条。

5.徐子良、周嫣:《审判权“去行政化”改革背景下法官会议机制的功能定位与模式再构》,载贺荣主编:《尊重司法规律与刑事法律适用研究(上)棗全国法院第27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页。

6.前引1,第2条。

7.参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工作规则(试行)》第12条。

8.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中心编写:《法治中国棗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的重要论述》,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页。

9.[美]科恩著:《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0-41页。

10.前引8,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中心编写书,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