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权利时效的性质辨析

(点击数:84)

 

票据权利时效的性质辨析

——某银行诉善革坊公司等票据追索权纠纷案

朱颖琦

内容提要:票据权利时效对应民法上关于时间的哪一种制度,是一直有争议的问题。我国1995年《票据法》第十七条于立法运用了“权利消灭”的措辞,有一部分观点认为票据权利时效属于除斥期间,也有部分认为属于消灭时效。也有观点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认为,票据时效就是诉讼时效。实践中,票据权利时效的理解和归类直接影响票据当事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案 情】

上诉人(原审原告)某银行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善革坊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某

2015年6月1日,出票人中十冶华东分公司向善革坊公司出具商业承兑汇票一张。票据金额一千万元,付款人及承兑人均为中十冶华东分公司,收款人为善革坊公司,汇票出票日2015年6月1日,到期日为2015年12月1日。同日,善革坊公司持该汇票向某银行申请贴现,该银行向善革坊公司发放贴现款9,648,055.56元,善革坊公司亦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该行。汇票背面记载“周某、石某同意为善革坊公司保证”,周某、石某在该文字内容下签名。12月1日,汇票到期后,银行持该汇票提示付款,汇票付款人中十冶华东分公司账户无款支付,银行于同年12月15日向中十冶华东分公司发出追索函,要求履行票据责任。但并无证据显示银行向善革坊公司、石某、周某主张过权利。嗣后,善革坊公司、中十冶华东分公司、石某、周某均未能履行付款义务,银行遂于2016年6月21日向法院起诉要求出票人中十冶华东分公司及前手善革坊公司、票据保证人周某和石某连带承担票据责任。善革坊公司、周某和石某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作答辩。

【审 判】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该条是票据权利时效的规定,其法律后果是票据权利人在上述期限内不行使,将丧失票据的实体权利,与诉讼时效的法律后果不同。故银行以诉讼方式对涉案汇票出票人中十冶华东分公司行使追索权应受法律保护,而对前手即善革坊公司行使追索权因超过了票据时效而丧失票据权利。此外,由于票据保证责任从属于被保证债务的性质,银行亦丧失要求石某和周某承担票据保证责任的权利。

银行上诉称:票据权利时效属于诉讼时效而非除斥期间。善革坊公司、周某、石某未到庭参加诉讼,并未提出时效抗辩,原审法院不应主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票据权利发生中断的,只对发生时效中断事由的当事人有效。”因此,票据权利时效属于诉讼时效,可中断、延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票据权利时效有别于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义务人可进行诉讼时效抗辩,权利人丧失了胜诉权,但实体权利依然存在,而票据时效的经过将直接导致票据权利的消灭。但同时,票据时效届满仅消灭了票据权利,也并不必然导致持票人其他实体上权利的丧失。因此,票据权利时效是票据法上的特别规定,它与票据的流通功能相适应,旨在维护票据法律关系的稳定与秩序。原审法院主动适用票据权利时效的规定,认定上诉人银行对相应前手的票据权利归于消灭,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遂维持原判。

【评 析】

一、票据权利时效并不等同于诉讼时效

通说认为,诉讼时效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时期,“时效是这样一种法律制度,根据该制度,一切诉权,即一切体现在诉讼时刻的权利,在经过一定时期之后,可以通过抗辩而加以消灭”大陆法系各国(地区)对诉讼时效的效力规定有所不同,日本民法采实体权利消灭说,即时效期间届满,消灭的为实体权利;我国台湾地区采抗辩权发生说,即时效期间届满,消灭的是请求法院以强制力保护权利的权利,即发生请求权的效力减损。我国《民法通则》仿效前苏联民法典,采用胜诉权消灭说,其诉讼时效制度与抗辩权发生说的效力规定基本相同,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义务人可进行诉讼时效抗辩,权利人丧失的是胜诉权,但实体权利和诉权并不消灭。而《票据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票据权利在一定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票据权利的消灭是指票据上的权利即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因法定事由出现而归于消灭,此时消灭的是票据上的实体权利,而非胜诉权。因此,票据时效有别于诉讼时效。

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二十条“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票据权利发生中断的,只对发生时效中断事由的当事人有效”这一条文的解读,本文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并未明确票据权利时效可中断、延长的制度,该条单独规定的目的在于体现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即要区分票据上不同当事人(如出票人、背书人、保证人等)分别认定票据权利时效,尽管票据上承担票据责任的当事人对持票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但这种连带责任并不因持票人向某一当事人主张而发生向其他当事人一并主张的效力,各票据当事人独立地享有各自的权利时效。这里的“中断”,有“主张权利”的意思,并不一定发生重新起算时效期间的效力。因此,不能单纯因为该条文提及了“中断”二字而直接将票据权利时效制度等同于诉讼时效制度。

二、票据权利时效并非消灭时效

有学者认为,票据时效是一种消灭时效,因为它发生实体权利消灭的后果。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对“消灭时效”这一概念的误读。按照时效制度的沿革,罗马法将诉讼时效即称为消灭时效。大陆法系很多国家和地区均沿用“消灭时效”这一称谓。由于各国对于时效消灭的效力不同,因此同为“消灭时效”,其消灭的权利内容仍有不同。我国民法在时效制度上之所以采用“诉讼时效”的称谓,是受到前苏联、埃塞俄比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但其实与大陆法系其他国家使用的“消灭时效”指代的内涵是一致的。因此,消灭时效与诉讼时效其实是同一概念。消灭时效的称谓,容易使人产生诉讼时效的效力是消灭实体权利的误解,但事实上,由于我国的诉讼时效制度采用抗辩权发生主义,且消灭的仅为胜诉权利,因此,我国法律上并不存在消灭实体权利的诉讼时效(消灭时效)。

三、票据权利期限不是除斥期间

有部分观点认为,票据时效期间届满即发生权利消灭的后果,该期间是不变期间,因此属于除斥期间。本文认为,虽然权利消灭,期间不变是除斥期间的特征,但不代表具备这些特征的都属于除斥期间。除斥期间和时效制度都为民法上关于时间的制度,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除斥期间的立法目的是维持已经存在的法律关系,如规定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是一年。除斥期间的权利客体是形成权,所谓形成权,是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权利,如追认权、解除权、撤销权、抵消权。形成权仅能行权一次,到达即发生效力,因此也不需要延长、中断。而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是维护与原法律关系相对立的新的法律关系,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票据法》十七条规定的票据权利,属于票据上的请求权,并非形成权,不符合适用除斥期间制度的条件。

四、票据权利时效是《票据法》上关于时间的特别规定

前文所述,票据权利期间并非除斥期间,票据权利时效也不等同于诉讼时效,票据权利时效制度是《票据上》上关于票据权利期限的特别规定。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有如下理由:

第一,票据权利时效的规定与票据关系的特征相适应。票据关系,又称狭义的票据法律关系,是指票据当事人基于票据行为所发生的票据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是由票据法确认和调整的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票据关系具有独立性,独立于票据的基础关系,票据上各个行为所对应的票据关系也互相独立。票据权利时效的规定也配合了这一特征,首先,票据权利期间经过,消灭的是票据权利,并非民事上的实体权利;其次,票据各当事人的权利时效期限不同,起算时间各自独立;另外,某一票据当事人的票据权利时效届满,不影响其他票据当事人的票据权利时效。因此,《票据法》规定票据权利因期间经过而消灭,一方面确实消灭了一种实体性权利(即票据权利),另一方面也不代表持票人其他民事实体权利的全部消灭。

第二,票据权利时效的规定旨在保障票据流通的秩序。《票据法》上有许多特殊的规则,如票据的要式性、文义性,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独立性,这些规则均有利于简化票据关系,保障票据的流通功能。票据权利时效的规定也服务于这一目的,首先,票据权利时效均为短期,除了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期间是两年,其他前手的追索权为六个月,而再追索权则仅有三个月。其次,票据权利时效因期间经过而消灭。票据权利时效的规定旨在督促权利人尽快行使票据权利,使票据关系相对简单,票据上依附的财产关系处于稳定、安全的状态,也使经历过票据的当事人可以尽早从票据关系中解脱出来,最终达到促进票据流通的目标。另外,票据具有支付功能、信用功能,是金融活动的工具,票据权利时效可由法院主动适用,以维护票据交易的秩序。本文案例中,持票人在六个月内没有对票据前手及票据保证人主张权利,其对前手的票据权利已经消灭。尽管前手并未应诉,未提出时效抗辩,但法院可主动适用《票据法》关于票据权利消灭的规定,免除前手及保证人的票据责任。

【附 录】

作者:朱颖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审判员。

一审案号: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0民初10208号

二审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民终3928号

合议庭:符望(审判长)、时军、朱颖琦(承办法官)